1.1 抓中小企业就是抓区域经济的未来未来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论坛！

关于抓中小企业的意义，我很认同刚才周其仁教授的一个讲法：抓中小企业就是在抓未来，是一种具有战略眼光的举措。因为今天好多大企业都是昔日的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我们现在讲全球经济发展，美国应是个标杆，我们来看美国领军的大企业，好多都是由昔日的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这里别的企业不讲，单讲一个企业即可。哪家企业？就是苹果。苹果公司什么时候创立呢？1976年4月份创立的，最初三个合伙人，乔布斯和另外两个。到了1977年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将近一年之后要重组的时候，三个合伙人有一个（韦恩）不想干了要退股。退了多少钱？——800美金！他的股份当时占整个苹果公司股份的十分之一。就是说，过了一年苹果公司的市值才只有8000美金！想想看那是多大点的一个企业？典型的微型企业！但谁能料到三十年之后，也就是金融危机发生后接下来那年，苹果公司居然成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巨型公司！你能想到吗？

就我们这个聚焦中小企业的论坛而言，迄今坚持搞了10年，应该说很有特点，同时主办者很有战略眼光。所以我听到这个论坛以后，马上把别的事推掉，接受了邀请。因为对这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

讲演题目也是预约的，多半属于命题讲演。主办方希望我讲讲浙江，就列了这样一个题目——“集群、跑路与中小企业选择”。十年前一提到浙江经济，相信人们马上想到的是温州、义乌，想到是浙江那些领军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或者说在全国民企中间有“话语权"的民营企业家。现在提到浙江经济和民营企业，也会立马想起一个词——“跑路"。时下浙江经济很不好。我来玉林的当天上午，省长召集我们咨询委的专家去开会，坦陈浙江经济麻烦很多，温州是个“标杆”。如果说十年前看浙江经济，可以说最好的，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是温州，现在你要看浙江经济，麻烦最大因而风险最大的也要属温州了！什么风险？好多老板不愿意做实业了，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正在对做实业失去信心！所以这就是问题，就是风险！

1.2中小企业：从两个关键词说起

讲到中小企业，几乎等同于在说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在中国，中小企业几乎全部是民营的。关于民营企业，两个“关键词”难以回避：

一个是"集群"。我们看凡是在一个地方形成民营中小企业的集群，那个地区的经济就形成一种发展气候。如果形成集群，也就是企业出现扎堆现象，企业相邻而设，像滚雪球那样，越做越大，中间不断冒出来一些龙头企业。那么这个地区——无论小区域还是大的地区——经济就有活力，发展就快。否则，如果是几家企业在那儿单打独斗，形不成集群态势，那儿的产业多半成不了气候，地区经济也就缺乏活力。

另一个是"跑路"。这个关键词应该说是2010年下半年“流行”起来的。“跑路”是温州话的一种说法，说白了就是债务人出外躲债。以前是"杨白劳躲债"，现在是"黄世仁躲债"——“老板”跑出去躲债。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一走了之。这是两年前“跑路”的内涵。近期的“跑路”则有新了的涵义：有钱人拿钱出走海外，在美国、澳大利亚或者欧洲等地，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金买豪宅，有些豪宅闲放在那里。前两天媒体上说，有中国富翁在澳大利亚花1500万澳元买了别墅，放在那儿供子女当留学的宿舍用——做学生宿舍！这反映了一个什么迹象呢？反映了时下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迷茫，同时反映了沿海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种风险，什么风险？资本外逃和已集聚产业的可能衰败！现在一些有钱人，实际上稍微有那么点钱的人，就想着法子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学，然后在那儿买房子，置办资产。资本外逃如果形成一种趋势的话，集群起来的产业很快就会消亡，所以这确是一种风险！

这里先聚焦浙江。为什么要聚焦浙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浙江民营经济最发达。一谈到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马上想到的是浙江。还有，浙江是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全国来看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如何，环境好不好，只要看看浙江大体上就清楚了。我看到两三年前玉林市委书记（文明同志）曾提出，要把玉林打造成"广西的温州"。相信这个提法的含义，很大程度上是想借鉴浙江经验，把玉林打造成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片热土，中小企业集群的高地。

所以今天我想要讲的有两块：一块是围绕这两个关键词，谈一下浙江在这方面的以往经历，包括成功与不怎么成功甚至一些失败的案例。民营企业经营者中间有种倾向，成功则大吹大擂，失败则销声匿迹。这样在好些人的印象中，似乎民企全是成功的。故而我要讲一些失败的案例。另一块是结合玉林现状，理出点经验和教训。昨天听了一下玉林市领导和企业界的介绍，走访了几家企业，得了一些印象和感性认识。我特别留意了一下玉柴。因为玉柴在玉林乃至整个广西，算是一张"金名片"了，在浙江你找不到这样好的有特点的企业。一家企业产值就占了玉林全部工业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我特别关注这种大的龙头企业，它能不能在当地起带头作用，与中小企业打通？浙江的问题也是小企业和大产业的关系问题，但在浙江，你找不出像玉柴这样的企业，即打入一个国家意义的大产业，创造这样大的产值，而且经营得这么好，又有自主品牌，在全国市场有这样好的声誉。浙江产业几乎全都是轻、小、薄的，被称作"小狗经济"。最赚钱就是"两瓶水"，娃哈哈和农夫山泉，还有“一件衬衫”——亚戈尔什么的，鲜有玉柴这种打入大产业的大企业。#p#分页标题#e#

我们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这种大的龙头企业跟当地的中小企业来个对接？这是题外之意，这里先回到主题，先谈浙江在这方面的经历。

1.3 产业集群与浙江经济奇迹

谈及浙江经济，多半难以回避一个说法，这便是"浙江奇迹"。国外经济界许多谈中国经济奇迹的文章，举的例子大多是浙江的。就是说谈中国经济奇迹离不开浙江奇迹。客观地来说，浙江经济确有奇迹。关于浙江经济奇迹，我的研究提出了三个：

第一个是增长奇迹。改革开放头30年，浙江省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速是中国各省里面最快的。从2003年起，浙江人均GDP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各省第一，改革开放起步时期是全国第14名。你想它有什么样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地下没有什么值钱的资源，改革开放前期没有得到什么优惠政策，但它的经济发展却如此块，的确是个奇迹！

第二个可称作"富民奇迹"。这里有个说法叫"藏富于民"。就是说老百姓普遍较为富裕。何以藏富于民？因为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多，每个家庭赚点钱，大部分都归了自己。分配制度上看，民营经济个体户奉行的是"个人得大头，集体得小头，国家得零头"，有些还偷税漏税。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以前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是，"国家得大头，集体得小头，个人得零头"，当然后来有些改变，但富民效应要差许多。习主席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有次找我们几个专家座谈，就谈到浙江这种富民现象。他认为浙江在全国可能会率先形成一个"橄榄形”社会，中间中等收入的人比较多，两端特别富的和特别穷的人比较少。他还算了一笔账，他说浙江已有几百万“浙商”及个体经营户，每个浙商家里算上三口人，加上他们的父母五口人，就有两千多万人。浙江人口一共不到5000万人（当年），有两千多万人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随着这个收入群体的扩大，有可能率先形成中等收入阶层占多数的社会。他还说，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社会，犹如一个橄榄形的社会是最稳定的！

第三个是小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奇迹。我做过比较，在沿海最富的三个省——浙江、广东和江苏中间，浙江省内小区域之间的人均国民产出差距最小。广东省最富的地区是深圳，最穷的地区是梅州，深圳的人均GDP是梅州的7.2倍(我算的这个数据是2009年的)；江苏省最富的地区是苏州，最穷的是苏北泰兴，两者间的差距是8.3倍。浙江最富的地区是杭州，最穷的地区是丽水，二者人均国民收入差距是1.2倍，或者说杭州是丽水的2.2倍。浙江小区域基本平衡发展，差距不是很大。像丽水的房价都涨到4万块一平米了，几乎要赶上杭州了。我认为你看看一个地区的房价，就基本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民间财富集聚状况。杭州的房价是苏州的两倍多，为什么这样？因为杭州私人有钱，苏州则是公家有钱。你公家的钱是不能炒房的，所以苏州的房价赶不上杭州。

什么因素促成了浙江经济奇迹？可以找到许多，但最重要的是制度改革，浙江制度改革的灵魂是民营化。说明白点就是发展私营经济，把把公家的企业改成私营的。但我们却不能说是私营或私有化，只能叫民营或民营化。全国工商联前任主席黄孟复曾讲过，在中国只能讲民营经济，不能讲私营经济，就好像右手，你只能叫"非左手"，不能叫右手！但大家心里知道是指什么。

浙江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四个小区域我觉得最值得研究。我曾经提出，制度转型的“浙江模式”是四个小区模式的汇集。哪四个小区域模式？

第一个是温州模式。早期改革，留着原有的公有经济不去管，在公有之外再造了一个经济体系，即私营经济体系。经济界把这种模式叫做“体制外创新”，我叫做体制外再造模式。

第二个是萧山模式。这个外面关注较非少，是我最先提出来的。我把萧山模式叫做"体制内突围"模式。什么含义？就是把原来公家的企业改为私人的企业，从公有制“突围”。这种改制你不要管别的，你光看鲁冠球的万向一家企业的变迁史就略知一二。鲁冠球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是1958年七个人的一个铁匠铺、78年一家农机修造厂，88年的一家外经贸部定点出口企业，而今发展成了一家跨国公司。但你仔细想想，1958年的铁匠铺一定是公家的，1978年的农机厂一定是公社的，甚至1988年的出口供货企业也是县办公有性质的。但后来却成了私营企业。这是改革的结果。改革把国家企业改成了厂长经理持股的非公企业，后来经营者通过各种法子把公家的股份挤了过去，变成完全的私营企业。这就是体制改革的“萧山模式”，从体制内公有制"突围"出去了。

第三个是义乌模式，也属于体制外创新模式，但创新或再造的首先是个市场——小商品市场，先有市场，然后杀回来，依托市场发展了制造业，制造业也是体制外的，是私营的。#p#分页标题#e#

第四个是宁波模式，宁波原本是计划经济的堡垒，公有制主宰，后来也改制了。通过怎样的路径模式改的制？我把它叫“内外夹击，内部生变”的模式。外部有两股力量在那儿攻：一股是海外那帮人组成的“宁波帮”，“帮主就是包玉刚，能带来新思想，要来好政策。一股是外资。内部是临近地区私有经济，主要是温州台州的私营经济。宁波正是通过引进外资和发展民营经济，实现了制度转型的。我查过《宁波市志》，宁波上世纪90年代引进的外资，基本上都是以合资形式进行的。要求与当地国有企业合资，通过合资，把公有制改成了非公有的。内部则受温州台州影响，积极极发展民营经济。两面一用力，串通僵化的计划体制给攻破了！

所以浙江发展靠了什么？靠了两招：一招是民营化。这是浙江体制转型的灵魂及经济活力之源，如果这个停滞了甚至逆转了，浙江经济一定会有麻烦，这是我的看法。另一个是产业集群，以前浙江政府部门一些研究者称其为“块状经济”，实际上就是经济学家们讲的产业集群。浙江产业集群最多。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夕，全省产值超过10亿元的产业集群区有312个，产值超过百亿元的集群区有72个。集群起来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这些产业集聚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里我讲两个案例：一个是温州乐清柳市镇。柳市镇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中心，前几年“农电”改造的时候，那里两家低压电器制造龙头企业正泰和德力西双双产值超过两百亿元——每一家都是两百亿的销售额！这两家企业当时号称农电改造低压电器产品的将近三分之一，是由它们提供的。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产业集群发展的经典案例。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文化革命末期，柳市镇某村有位姓谢的村民去安徽淮北煤矿探亲，他的亲戚是煤矿跑采购的，告诉他矿上有种叫做交流触电头的部件短期，这个部件是矿井里用来链接电路的。说这个东西大企业不愿生产，小企业也没生产，到处都买不到。温州人敢为天下先，说你拿给我看看，他亲戚就给他找了两只，拿回家琢磨后居然给造了出来。拿到煤矿上一试很管用。他找了一位中学教师画了一张图纸，交煤矿获准拿到订货。然后就开工制造。那时什么东西都短缺，采购员之间互通信息，本身就构成一个网络。市场之大可想而知。过了一两年以后全村人都在造那种产品。但是有一天露馅儿了，有家煤矿冒冒失失一下子给那个村子汇了16万块钱，这在当时是笔很大的款项，惊动了地委。派工作组下来一查，认定这是在搞资本主义，立马给灭掉——抓人加没收。然而事情到此并没完。一种产业一旦在某个地方落户生根，就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惯性，像小草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那里又开始造低压电器产品了，电开关、电插头，都造起来了，这中间曲曲折折，温州市政府打击过多次，抓过好些人，但是就没有压住，这个低压电器产业就这么发展起来了，完全靠民营经济。

第二个案例是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的兴起。义乌市场现在的名气很大，影响远及海外，据说在国际小商品批发价格方面它有"定价权"。可是你能想到它最初的样子吗？这个国际小商品城市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一位摆摊的妇女找新来的县委书记'讨说法'引出一个国际大市场"。所谓讨说法就是而今令各方头疼的上访。什么原因？1981年的时候，有个常在街上摆摊的妇女，老给工商局抓，有天她听说新调来一位县委书记，便去县委门口等，终于等着了，和县委书有了一番'讨说法'。那位县委书记后来回忆说，这个妇女找到我，她讲了她有三个孩子，老公有病，家里地很少，种的粮食几个月就吃完了，大半年没有粮吃，靠她在街上摆摊卖点针头线脑什么的赚一点钱，养家糊口。但常常给政府的人驱赶、没收，生意没法做。最后那位妇女扔下一句话：日子没法过了，干脆我把孩子交给你们政府，你们给我养着咋样？那位县委书记当时就说你回去摆摊吧，我告诉他们不要再抓你了。这下好了，这个妇女不仅仅自己继续摆摊，而且还告诉她的小姐妹，领导讲了不抓了，咱们就接着摆。结果把那条街全给摆满了。然而领导答应这个事，是有风险的，那年头个人小买卖往往和投机倒把甚至资本主义扯上关系，事后他立马召集县委县政府班子研究，研究的结论是先试一试，把那条街划出来，让工商局想办法监管起来。工商局在那条街上修了一批水泥台，编上号，上面搞了个遮阳棚，这就是最初的摊位，被戏称作“草帽市场"！这就是义乌国际小商品城的原形。后来从街上搬入室内，经过多次搬迁，形成了巨大的室内市场。几年前经过第八次搬迁以后，现在搞的大市场，那个交易大厅有多大？比北京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还要大。义乌市场发展的每一步政府都在管，不断增加摊位供应量，政府控制摊位交易，因此摊位租赁费没有涨上去，这节省了市场交易成本，增加了市场吸引力。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就是这样的集聚起来的。

这里还有个问题，义乌开始是市场，那它后来何以同时成了一个小商品制造中心呢？要搞清楚这种"变身"的缘由，只看一家企业的历史就可以了。哪家企业？浪莎袜业。相信在座的女士们若买袜子，肯定知道浪莎，它号称亚洲最大的织袜厂。怎么发展起来的？是由三兄弟贩袜子，从扒火车贩袜子，到办织袜厂，从一个小企业成长起来的。这个厂的老板我见过，他的故事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三兄弟常跑广东批发袜子，跑了几年以后，跑生意的人太多了，火车带行李的人太多，动辄罚款、行李收钱，生意没法做了，正在犯难的时候，他经常进袜子的摊主讲了，你干吗在我这里进袜子？何以不买几台织袜机自己去织？他开窍了，尝试着买了三台织袜机，回来一织，拿到市场卖的很好。从三台织袜机，到亚洲最大的织袜厂，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p#分页标题#e#1.4浙江经济：民企老板“跑路”暴露的问题

上面讲的是浙江经济以往发展成功的经历和案例。现在我们看时下的问题，问题全集中在一个词上——“跑路”。现在一提民企，浙江小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这个词不能不提。什么是"跑路"？就是出国躲债。这是早期的涵义。在我看来，这个词儿近期有了新涵义，跑路不仅仅是躲债，还有一些有钱人把钱弄到海外，有资本外逃倾向。跑路的原因我们来看，我把它分成浅表的，深层的和实质的三个层次：浅表性的原因看是民间融资资金链断了，民营企业融资难；深层的原因是民资、民企"双布局"，一方面浙江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温州号称有8000亿的游资在那儿等着投资，2010年，浙江全省据说有2万亿的民间资本随时等着投资。拿钱投什么？没地方炒了，有人拿钱买人民币，新印刷出来的人民币一版一版的买，买一车回去。买去干吗？希望将来作为纪念币增长值。因为是钞票，至少不会化为乌有。就是说一方面钱多了没地方投，另一方面还借不到钱——融资难。因为民资资本投资空间狭小，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大产业都是央企、国企控制着，民资不让你进去。这里的实质是什么？是体制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反金融危机的四万亿刺激，一大半是给政府花了，另一半给国企花了，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没有拿多少。"跑路"是上一轮粗放的滞后效应。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原本在紧缩，眼看要起到效果了，但金融危机袭来以后，马上变成保增长，推出大力度刺激政策，结果又来了一次粗放。一粗放什么都涨，股价、房价轮番涨，浙商好多人不做实业了，拿着钱炒股、炒房、炒矿、炒煤，最后等到四万亿花完了，经济低潮来了，股市崩盘，原材料价格回落，全赔了，经营者不跑路才怪呢！

所以大概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第一财经日报》登过，主题叫“四因素合围浙江奇迹"。哪四个因素？第一个是市场化遭遇"国进民退"。第二个是产业转型升级遭遇垄断行业狙击；第三个是国际化遭遇"后危机"险恶的环境——国际市场大起大落；第四个最要命，是城市化遭遇高房价。我曾经讲过，浙江的城市化是一种"新古典"城市化，怎么说呢？就是跟欧洲古典城市化有些像，先是老板进城，然后是打工者跟着进城。现在的问题是，老板进城了，在城市买了房，但打工跟进来以后，发现城里房价太贵了，买不起，他还得回到农村，这就是问题！

后跑路时段，说给地方政府和企业的

——在第十届中国（玉林）中小企业论坛的讲演（下）

赵 伟

（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2.1“后跑路时段”：民企在分化

面对“跑路潮”，民营企业家也有分化，有的跑了，有一些没跑。看看都是哪些人跑路了？温州一位姓胡的"眼镜大王"，跑得最有声色了，全国的媒体都报过。此公放着好端端的眼镜生意不去专心做强，眼镜一年一两个亿的利润，原本很好的。后来听信政府“忽悠”，说光伏产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拿钱去投资，前后大概投了好多个亿，结果招致巨额亏空。所以我后来写文章调侃说，这位眼镜大王搞错了，他搞的那种“光”是光学的光，让人给忽悠到光伏的“光”里面去了，结果输了个净光，只好一走了之。我以为这是政府产业政策的失误，好端端的企业家给政府政策忽悠了。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给某些发明家忽悠了。浙江早先有个叫陈金义的民营企业家，当年和鲁冠球齐名，曾经是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浙江省政协常委，2004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第34名。现在在哪儿？找都找不到了！为什么？跑路了！他相信人家的一个发明——"水变油"，在油里面掺点水能够提高燃烧率！这个技术或许在实验室做出来是可以的，但商业上没有价值，成本太高，投资肯定玩完，结果给坑了。所以做企业处处都有陷阱。不仅政府政策，还有专家什么的会来忽悠你！我这个水变油行，实验室可以，但是做出来你能赚钱吗？最后资金吃惊，不得不"跑路"，一走了之！

还有一个浙商叫邱继宝，一度曾是全国最大的缝纫机生产商，有官员戏称其"国宝"，因为出口的缝纫机最多，给国家“创汇”不少。后来也销声匿迹了。为什么？赚钱了受政府鼓动盲目铺摊子，欠了一屁股债。最后他算是条汉子，没跑路，因为他在政府那儿的虚衔比较多，和政府关系密切，所以最后地方政府帮他重组了。为什么邱继宝把摊子能做的那么大？因为政府全力支持，银行贷款很容易拿到，拿了贷款干什么？盲目铺摊子，摊子超过自己的经营能力，最后玩完了！

#p#分页标题#e#当然仔细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浙江民企都有问题，都办不下去了，实际上是有不少成功的，很成功的案例。其中马云的阿里巴巴属于佼佼者。或许在做的都知道，阿里巴巴当初创立的时候，就十几个人，几十万资金，很典型的小企业。但是它一下子引进高盛的投资——海外投资。它搞的这个产业就是电子商务平台，最先进的，当年具有超前性。现在我们回头看马云，还是有超前意识，现在他“杀”到金融领域了，“支付宝”加“余额包”带有明显的金融特征。还有鲁冠球的万象，是中国最早比较成功地“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多年后看，目前还算个跨国公司——民营企业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还有李书福的吉利。谁能想到吉利那样的企业，后来居然买了沃尔沃，经营的这样好。2013年头三个季度，李书福的吉利和沃尔沃公司出口的国产汽车跟零部件，名列全国汽车行业前茅。当初谁能看出李书福？他没多少文化，一个"草根"出身的老板，也没什么背景！

看看这些成功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算成功的——浙江民营企业家，他们成功的秘诀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以为关键在是守住了自己的本份，一个执著，同时有远见。比如说温州的那位"眼镜大王"，实际上是天生的眼镜生产商，最擅长做眼镜生意。这个行当前景也不错的。现在读书的孩子戴眼镜的这么多，家长也舍得在这上面花钱，这个市场实际上很大，干吗给忽悠，打入自己很不熟悉的产业，结果出了问题谁都不管！很显然，没有守住自己那块“钻石宝地”。

2.2 “羊皮卷”故事的寓意

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钻石宝地》。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题目就叫《守住自己的钻石宝地》。我认为那些跑路的企业家，那些失败的经营者，失败的原因之一，多半是没有守住自己的那块“钻石宝地”。这个故事写在一本书叫《羊皮卷》的书里，是个美国人讲的真实的故事。

讲的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中东地区——叙利亚、伊拉克那一带，一个最大的钻石矿的发现。那一带原来有一个农庄，庄主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块土地，经营得很好，一家人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农庄有小山流水，有不错的农地，房子也不错，一家人衣食无忧，自由自在的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位僧人，饭后跟他聊天说：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值钱吗？是钻石，如果你有指甲盖那么大一块钻石，就买几座这样的农庄，如果你有更大的钻石说，富可敌国，甚至可能做国王。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他平生第一次睡不着觉了。天不亮就去找那僧人，讨教寻找钻石的方法。那人说你得去找，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两山夹一水的地方，清溪流过去，底下有发光的沙子，沙子底下八成就有钻石。好了，他轻信了这个说法，把庄园卖了，把他的妻子儿女托付给邻居，留了一点点钱，带着几乎所有的积蓄满天下去找钻石，最后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地中海沿岸，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也没有找到钻石，最后跳海自杀了。讲到这里，这个故事没完。没想到买了他农庄的那个人，有天在后山去饮骆驼，偶然发现沙子里有一块非常漂亮的石头，拿过去放在客厅，后来有人发现那是一块钻石，并且认为那山里头还有钻石，结果发现了中东地区的最大的钻石矿！

这个故事给大家什么启示？如果那个人他不要轻信别人的说法，守住他那块农庄，说不定哪天他也会发现钻石。做企业也一样，连续在一个行当做十年，你一定很有经验，眼光也不错了。你得有一种执著，你不要轻信别人的说法，更不要轻信政府的某些产业政策，尤其是不要去凑什么战略性产业的热闹，一弄所谓战略性产业，大家一哄而上，肯定过剩，就没赚头了！

2.3区域产业集群：政府该做的和不可做的

下面想就玉林的中小企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发展谈点看法。

关于玉林产业，三点印象很深：第一点是产业都很踏实，专心做实业的人很多。为什么做实业的人这么多？

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房价没有怎么涨。昨天听市里介绍，从2004年到现在玉林的房价也就从一千四五百块，涨到3000块多一点，没怎么涨，对投资者诱惑不太大，所以做实业的人就能安心做实业。

#p#分页标题#e#第二个是没有看到像四川绵阳那种现象。绵阳我以前去过，看了一下称之为“大数底线不长草”现象。有长虹那么大的家电企业，但看不到多少关联产业集聚，看不到广东顺德那种情形。顺德是家电之都，绵阳不是。玉林有“玉柴”这样的大企业，也有众多围绕玉柴发展的中小企业，大企业跟小企业的共存共荣，互为依托格局已经形成。许多小企业在给玉柴做配套。

这里我想先给地方政府讲几句，政府究竟应该怎么样去营造造一种好的环境？政府可以做的与不可做的。

政府首先应管住房价，防止房价暴涨。以免引诱民间投资去搞炒作，坠入虚拟经济，形成"钱追钱"的虚拟经济链条。如若那样就没人愿意做实业，地方经济就虚化了！没什么依托！

其次，政府该做的是，应在推动打通大企业、大产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上下功夫。比如占你们工业产值三分之一以上的“玉柴”，我觉得地方政府围绕这棵“大树”要好好做文章，它的产值四百多亿，能不能通过中小企业集群再加四百亿？第一步四百亿，第二步八百亿，这样才能做成一个大产业，竞争力超一流的大产业。

第三个是制度环境建设，这个最重要。制度要有灵活性，中西部地区若跟沿海地区甚至北京上海一个政策，显然是不行的。制度有利于特定产业集群，这里再讲个故事：一个是美国好莱坞作为世界电影之都兴起的故事。美国电影业最初是在纽约那一带开始，何以好莱坞小镇后来居上，成为全球电影之都？原因就是好莱坞小镇离大城市太远。离洛杉矶90英里，上世纪初叶那儿的公路很差，开车要将近一天时间。好莱坞有个什么好处呢？专利制度实施较差。当时拍电影几乎所有技术都由大发明家爱迪森的公司垄断，在东部拍电影要交很高的专利费，但是到了好莱坞可以规避掉不少专利费，所以制片厂看中这个地方，再加上加利福尼亚的气候，这就成功地促成了电影业集群。前段时间写了篇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西部欠发达地区，有些政策和法律的实施，可否具有一定灵活性？

政府最不可以做的，就是“像指挥军队那样”指挥产业。现在最差的就是政府听信少数专家一家之言，把把产业分为所谓战略性和非战略性的，列出几个产业，然后像指挥千军万马那样指挥企业和投资者一哄而上。这实际上是大跃进“全民炼钢”的扩大版，历史已经证明那绝对玩完！因为一个产业所能容纳的企业是有限的，再好的产业如果企业太多了，最后就是竞争的无利可图，形成过剩。所以地方政府要做的，是把竞争环境弄好，把基础设施修好管好，把社会治安弄好，让企业家自己去判断。只有企业家才明白，哪里有增长点。政府是外行，怎么能主宰产业发展方向？

这里还想给企业家们讲几句。老实说，面对企业家我是外行，因为迄今没做过企业，只是个旁观者。但古语说的好，“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就这个意义而言，旁观者也有一定发言权。我想给在座的企业家要讲的，就是告诫大家要顺势而为，但前提是要识大势。什么是大势？现在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哪些方面的变化最明显，将影响我们的生活？你首先得搞清楚。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有了互联网，到处可以移动上网。你有一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什么的，即便在遥远的西藏，你若有个好点子，在网上一发布，一夜之间全天下都知道了。同样，做企业的，你只要有一部好的手机，可以移动上网，就可以遥控你的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到了我们时下所处的全球化新阶段，距离不再是问题，我们再不想我们离北海多远，离广州有多远，离北京多远，距离不再重要！

还有“外包”，我如果有个想法，有个专利，我想大批量制造，可以发包给别人去造。所以玉柴多搞点“外包”，把你的拳头拧紧做你的创新。

第三个是“离岸”，在外国设公司到玉林来经营，或者在玉林设公司到外国去经营，这是离岸。还有电子商务，在网上的交易几乎什么都能做。有了这些意味着什么？距离不再是问题，现在绕地球旅行一圈是挺方便的一件事！

现在是一个思想引领技术与制造的时代，而不是技术与制造引领思想的时代。你一个人有个好的思想，好的想法，我们叫好主意，你可以雇人把你这个想法变成蓝图，那就是设计。有了蓝图你缺什么技术，就可以发包出去，让那些研发中心去搞技术，让微软替你编程，最后你再发包出去制造。你看苹果的Ipad和手机，是不是这样造出来的？乔布斯懂得多少技术？乔布斯就是有个好的想法，然后他那些设计师都是他雇来的，那些技术要不是他买来的，要不是他雇人开发出来的。产品谁制造的？中国制造。制造最辛苦。但是你也不要小看，如果大批量制造，它的总的收益也是很高的！

就谈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