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是个很特殊的日子。在这个西方最重要的节日里，中国同样张灯结彩，国人互相祝福并且馈赠礼物。该节日的普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强势输出的表现之一。
普遍观念认为，如今的中美已经“离不开彼此”。中国人需要好莱坞、iPhone、迪士尼，美国人的生活里则充斥着“中国制造”。
美国输出品牌和文化，中国通过便宜好用的产品赚美钞，在过去的20几年间，这是中美关系的缩影。
但种种迹象标明，美国正希望改变甚至打破这样的关系。
最近一个多月出现了很多“刷屏”事件。“富士康要去美国建厂”、“iPhone极有可能提价”、“曹德旺跑了”、“特朗普放言大减税引发世界恐慌”……这些财经热闻的背后，实际有一条同样的主线——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和希拉里都认为要大幅度调整世界贸易关系，少买国外商品，赚更多美元。“制造业回流”是特朗普“复兴美国”的重要途径，竞选前后，他的很多言论都和这一战略相关。
那么，什么是制造业回流，如何回流；这一战略将对中国制造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最重要的是，美国人会抢走中国人的饭碗吗？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制造业回流是美国人提出的概念。在美国主流观念里，国家仍然掌控着世界高尖精端制造业的命脉，比如黑鹰无人侦察机、波音客机，以及半导体设计等高利润产品。
因此，“回流”的本质针对的是消费级别的工业制造品，也就是中国公知常言的“没有科技含量”的产品。
之所以说“回流”，因为美国曾是这类产品的最大输出国。和如今的“Made in China”类似，美国也曾为世界贡献了大量便宜、优质、好用的产品。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产值和GDP曾占世界的一半以上，GDP达3054亿美元。这期间，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春风，美国企业在电和内燃机应用领域实现了一系列突破，缔造了大量明星产品，如亚美利加游艇、辛格缝纫机、麦考密克收割机等等。
借助制造业的高速发展，美国依靠贸易顺差顺利解决了罗斯福执政时期激增的国债问题。
1980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大名鼎鼎的“里根减税”。
减税的目的是减少企业负担，拉动企业增加各项投资、搞创新、创造就业，但实际结果是，高收入人群增加、企业负担大规模减少后，美国本土的新增投资并没有突破性扩大。
在当时高新技术产业和军备竞赛为核心的国家策略中，制造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美国经济的中心逐步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大量资本从本土制造业撤出，部分大学甚至关闭了制造技术和制造科学的相关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信息科技、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
不断积累的资本开始寻找生产要素新的价格洼地，因此流向了世界各地，美国的“去工业化”就此展开。
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如今中国的情况有几分相似：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资本顺势将目光转向海外；投向制造业的资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更多热钱流向了其他领域（比如当下的互联网和房地产）。
亚洲是美国主要的价格洼地，向亚洲转移工业能力的同时，美国也向其开放了产品需求，因此，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三来一补”贸易成了大量中国企业发家的根基。简而言之，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也是中国乃至亚洲工业化进程的开始。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新世纪，美国内部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随着就业率不断降低，金融业屡遭事故，有观点认为金融和服务产业不能或者不应该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这样的声音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达到顶峰。
奥巴马上台后，重振制造业在时隔数十年后再度成为美国国家战略。2009年，美国政府拿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期间，奥巴马第一次提出了“制造业回流”的理念。由此可见，制造业回流并不是特朗普的“发明”，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奥巴马政府就该战略做了很多工作，曹德旺和郭台铭提到的美国各州土地优惠和各项政策补贴，均是几年前便定下的。
奥巴马执政期间，制造业回流在美国本土引起了很大反响，但中国对此关注寥寥。其根本原因在于，彼时的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仍呈上升趋势，对大洋彼岸的动作不甚关心。而特朗普竞选成功、大喊“重振制造业”时，恰逢中国经济下行，实体经济、制造业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凸显，这才引发舆论的大讨论。
◆8年时间 乏善可陈
特朗普约谈库克，要求苹果将产品的组装搬回美国，这件事在中国颇为轰动。但实际上，特朗普只是在重复奥巴马的行为。
奥巴马曾多次要求美国企业迁回工厂。2010年，乔布斯受邀白宫赴宴，席间奥巴马问：能不能把苹果产品的组装搬回美国？乔帮主诡异一笑，回答说：“它们永远也回不来了。”这个桥段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传播。
除约谈苹果外，奥巴马还多次为制造业回流站台。2011年白宫的“Insourcing American Jobs”论坛上，他对台下的企业家们说：“我国有最能干的工人、最好的大学和最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各位的报国精神正是当下亟需的，因为中产们都快崩溃了。你们把工厂搬回美国，我很欣慰。我想向那些落后份子说一声，请尽快赶上。因为有付出就会有回报，有担当才有你的份。”
但是做了大量台前幕后的工作，奥巴马的“制造业回流大计”却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从表面上看，制造业回流有一些成绩。2010年，美国跨国企业中仅有16家选择回流，2011年达到64家，2012年104家，2013年210家，2014年300多家……每年的增幅超过100%，其中不乏通用电气、福特汽车这样拥有全球产业链的老牌强企。
这些企业的回流作为知名案例被广泛报道，期间，咨询公司也出来为政府的政策竖大旗。
近期的曹德旺投资美国事件中，大量媒体引用波士顿咨询（BCG）2015年发布的报告，该报告称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中，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是96，即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双方的成本已经相差无几。
而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梳理波士顿咨询过去几年的相关报告发现，几乎每一年，该机构都有多份针对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报告出台，可谓政府的“站台方”之一。
2012年4月，波士顿咨询称调查发现资产10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中，有37%正着手或考虑将其产品生产从中国移回美国；2014年4月，波士顿咨询又发布了一份制造业竞争力综合指数，其中美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而在一些关键指数，比如生产率增速、能源成本和汇率等方面，美国均强于中国。
在这些有利数据的支撑下，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却并没有呈现井喷的趋势。虽然回流的企业逐年递增，但在更多宏观的数据面前，这些数字丝毫不具说服力。
制造业回流的目标之一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2014年，美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为1220万，占总就业份额为8.8%，而在金融危机前的200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1420万，占总就业的10.6%。实际上，自从1976年以来，制造业占美国总就业数的份额，不管在经济扩张期还是衰退期，每年都在下降。
另一方面，美国回流企业的数字，和其整体企业发展状况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美国的跨国公司有超过25000家海外子公司，全球雇员超过3600万人。关于制造业回流的新闻，往往只关注单向流动，事实上，在回流的同时，有更多的美国公司正扩大其外包业务。即使是那些因回流而广受关注的企业，其同时期外包业务的增长也大于回流。
科尔尼咨询在2015年发布了美国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标明了美国制造业进口的年度变化和总产出变化。该数据标明，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制造业外包产品进口（美国企业在海外生产产品，拿回美国销售）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其国内制造业总产出的增速。
其他数据也表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成绩不甚理想。2015年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包罗万象，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客机、大豆和逐年下滑的半导体，是年，中国的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3567亿美元之巨。
出于上述一系列数据和实际表现，美国国内有观念认为：在奥巴马大举制造业回流口号的8年里，除了国债翻了一倍外，其他成绩不值一提。
奥巴马的决心显而易见，相关政策和优惠也很“到位”，为什么制造业回流推了8年推不动？
◆中国“人”的优势
美国企业将工厂迁往中国、越南、墨西哥等地，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人力成本。
从人力的角度出发，制造类企业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三类：非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重基础劳动力），劳动密集型（重技术劳动力）。
这其中，美国制造业的最新政策，使得其在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资本土地密集型产业内有很大优势，曹德旺所在的玻璃行业是典型的自动化程度高、能耗高、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该产业海外份额大、税收抵，这是曹德旺不断在海外建厂的根本原因。
在重基础劳动力的行业内，美国不具备竞争力，中国的优势也在逐年下降。出于货币政策、CPI等综合因素，国内劳动力的工资上升速度非常快，2010年的工资是2000年的3倍多，并且至今仍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上涨。在这样的趋势下，2016年美国蓝领的薪酬依旧是国内的8倍多，因此重基础劳动力产业短期内回流美国并不现实。
出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这部分业务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迁徙到了另一个发展中国家。2010-12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增长放缓，对泰国、巴西、菲律宾、墨西哥的外包业务量却大幅度增长，其中主要增长来源于重基础劳动力产业。
而在重技术劳动力领域，人力成本不再是跨国企业考量的唯一标准。
去年，库克在接受美国专访时曾说：苹果选择在中国生产iPhone，并非出于工资低，而是因为中国有着无可比拟的技工优势。
“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技术。美国已经很多年停止培育多元化工种。你把美国所有的机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们所在的房间就装满，而中国呢，你恐怕得好几个足球场才放得下。”库克说。
在需要灵活性和技术活的制造业内，中国的代工厂仍然拥有世界第一无二的优势。而提到灵活性和技术活，中国企业还有一项冠绝全球的本领，即通过管理等综合措施，将成本压缩到极致。
中国制造是便宜、甚至廉价的代名词，这种观念中有一个误区：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只能生产便宜、劣质的产品，没有能力生产高质量产品。
不仅美国消费者持有这样的错误观念，国内抱有同样想法的受众也不在少数。实际上，在非常多的产业内，中国企业已经有能力制造非常高质量的产品。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区，实际是由消费者的需求所决定的：消费者希望20美元买到一款产品，那代工厂就得做到10美元的能力。所谓1分价钱1分货，“中国生产劣质产品是消费者想要便宜产品和美国公司试图让成本降低几百万美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是甲骨文前副总裁对于“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力生产高质量产品”这一问题的解答。
换言之，在梯式的产品链条上，从低档到中高档，中国企业都有能力将价格做到最低，对于一众跨国企业而言，这是最基本的需求逻辑。
问题在于，在中国制造业发展速度放缓、美国高举制造大旗的当下，未来的几年内，这一逻辑会不会发生变化？
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数年间，中美业界已经就此展开了诸多讨论。2014年12月，应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邀请，香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莅临北大做主题演讲。期间，陈启宗大胆预言，美国不仅会在科技和创新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其制造业也将重新崛起，成为世界最强的生产大国。
在陈启宗看来，美国在资源、资金、科技方面均占据优势，唯一的弱项在于“人力”。人力过去一直是制造业的核心要素，但在智能化取代人工作业的将来，美国制造的唯一弱项将被弥补。
其“科技替代人力”的言论，如今已经成了热议的焦点：特朗普就职期间，美国有没有能力通过科技与智能化将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并通过能源、土地、税收、物流等一系列综合成本击败中国制造？
◆很难实现的目标
特朗普展现了很强的“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将工厂迁回美国”的决心。
竞选成功后，他声称将通过各种手段促使海外美国企业将生产线搬回美国，并且鼓励全球企业到美国投资建厂。在其新政中，特朗普将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使现行所得税从35%降至15%。除大减税外，特朗普还计划废除使美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的税收条款，将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税率降为8.75%。
和奥巴马时期类似，一批顶尖公司带头就政策做出了积极表态。报道称，包括苹果在内的一批大公司正计划在美国本土投资并兴建工厂。美国制造业预计将实现近10%的年增长率，从而成为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和新引擎。
“美国制造业将重回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地位，甚至在未来取代中国成为制造业产值第一大国。”相关评论如是称。
美国会在制造业整体上击败中国吗？结合整体因素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至少在特朗普任期内，这个目标很难实现。
这是一个“用脚投票”便可以预见的结论。特朗普的政策有能力拿到美国甚至全球的投资，扩大基建和制造业规模，但是综合各项成本，美国制造业回流后其生产成本必定提升，消费品价格也会提高。
目前综合包括土地、能耗、物流、税收在内的各项成本，资本/能源/土地密集型的企业，其美国生产成本和中国相当，而在其他对劳动力有更多、更高要求的领域内，美国制造仍不具备成本的竞争力，而后者恰是目前制造类企业的多数派。
就进出口而言，如果不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美国消费者仍然会选择便宜的进口产品，如果提高关税，等同于提升了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对冲了投资和增加就业带来的部分工资收入。
而特朗普想要实现“世界工厂”的目标，困难度则更升一级——这意味着美国要创造强劲的国际市场需求，换言之美国制造要有中国制造的价格水平。这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除非特朗普能将美国劳动力的工资降低至中国同等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还反对引进廉价的非法移民劳动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科技手段被提上了“复兴美国”的大纲。如前所述，美国制造在非劳动密集型领域有优势，那么未来的科技手段，有没有可能将劳动密集型转变为非劳动密集型，即通过机器人作业等智能化手段，将人力需求降至一个很低的水平？
机器人是当下的热点行业之一，牛津大学的研究预测未来10-20年，美国约47%的工作岗位有被机器人取代的风险。
但在制造业内，普遍实践后的观念认为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和作用被刻意夸大了，其发展与“让工人下岗”这一目标相去甚远。
中国很多大体量的制造企业都是世界范围内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先锋。郭台铭很早便希望通过机器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危机，他在几年前便宣称计划在2014年拥有100万台机器人，以取代其百万劳动力大军，但实际上，直到今天富士康只运用了象征性的数万台机器人，因为这些机器的运作效率和人力差距太大。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2015年度，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6.8万台，占全球销量的四分之一，然而，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密度只有49（每万名工人使用机器人数量），全球的平均密度也仅为69。
中国制造企业要推进机器人计划，不仅面临很高的成本，还不一定物有所值。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亦然，短时间内，机器人大规模替代人力仍只是一个预想。
综上所述，美国想要击败中国制造，并不是一件容易、可预见的事情。
某些行业、某些知名企业或许会出现回流现象，比如苹果可能会要求供应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类似现象实际是一件好事，增加的物流和人力成本由苹果承担，美国政府对新建工厂给予补贴，还有其他大量优惠政策，对于走出去、接触与掌握高端技术亦有帮助），某些新领域，吸引国际投资的美国市场会更快取得突破（如无人驾驶、生物医疗等，实际上美国一直是高端技术的代名词，正如曾经的IT产业一样）。
但就制造业整体而言，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在过去8年内未对中国制造产生重大冲击，未来一段时间内同样不会。
既然如此，那国内舆论为何对近期的“富士康要去美国建厂”、“曹德旺跑了”、“特朗普大减税”等事件产生一致性恐慌？
◆大争论
内因决定外因。如前所述，国内舆论之所以弥漫着悲观情绪，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乃至实体经济确实遇到了瓶颈。
相关的报道、分析和争论在过去几天内连篇累牍，税收、劳动力、政策倾斜等问题均是争论的焦点。这其中有很多敏感因素，有些问题也是见仁见智，难以理清，在此不展开详述。
不过一系列争论中，有几点事实是显而易见的。
1. 国内很多产业正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人口和资源红利的优势逐渐降低，企业进入追求品牌附加值的阶段，但很多企业转型缓慢，不具备竞争力。中国制造不可能永远吃各种红利，转型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是未来的必经之路。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iPhone手机的成本几何，关注财经信息的受众不会陌生，苹果公司2300多亿美元现金储备怎么来的，大家也都清楚。另一是在不少空调企业不挣钱、甚至亏本的大环境下，格力能将利润做到13%，其中便是品牌和产品附加值的力量。
2. 转型期内，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处境相当艰难。这其中，企业税收是近期热议的话题。中国的税收究竟高不高，几方各执一词，从宏观、微观、横向、纵向比较，几类数据都有参考价值，很难辩明白。不过，其中一个观念：国家的相关税收合不合理，企业最了解，也最有说服力。这一观念不乏道理。
3. 资本和劳动力正加速远离制造业。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正经历深层次的变革，对于创业和成功有一股显而易见的浮躁气息，很少有年轻人青睐厚积薄发的制造业，舆论充斥着“1年估值过亿，3年IPO”的财富神话，大家都喜欢高谈阔论于高屋建瓴的所谓创意和战略。在这样的状况下，制造企业不仅面临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还遭遇招人难、离职率高居不下的窘境。
劳动力尚且如此，资本则更偏离制造业乃至整个传统行业。赚快钱、炒房产、缔造一个互联网神话是如今资本热衷的话题，投到传统行业的钱有多少，尚没有具体统计，但仅从相关信息看，其比例少之又少。
4. 将矛头指向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中国对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分配，是国家在过去30年内取得飞速进展的根基之一。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经济的整体把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中的案例不胜枚举。
往大了说，公共交通系统、高铁等一系列国人骄傲、世人惊叹的基建成就，都是建立国家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往微观说，从过去的制造业飞速发展，到当下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兴起，背后都是国家的政策鼓励与帮扶。当下的帮扶政策可能更倾向于事关国家战略转型的产业，对于传统制造业的帮扶力度不如以前，但因为最近热点就将矛头指向财政支出和政策性倾斜，无疑是一叶障目。
5. 政府实际正在就相关问题进行持续的实验性改革。在当下爆炸式的舆论环境里，牵涉“黑和喷”的信息更能够得到广泛传播，而大量其他信息则被忽略。
政府针对制造业、实体经济的改革一直在持续。不久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了将“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列为四项重点工作之一，这在近年来是比较少见的。
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同时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用能成本、物流成本。这些措施均直指企业运营成本较高的“痛点”。
6. 降低制度性成本（交易成本）是解决企业问题的关键。中国企业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税收、杂费等看得见的成本，还包括很多看不见的费用。一个国家的制度越完善，企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
政府的很多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其他补贴，在过去并没能落实到企业和个人手中，个中原因不言而喻。就降低制度性成本而言，在提升地方政府运行效率、打击贪污腐败、精简政府规模等领域，中国还有较大的改进与可提升空间。
7. 回到近期热点话题，将曹德旺的投资形容为“跑路”，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媒体行为。因为行业的原因，曹德旺20年前就在美国建厂，近年来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投资。曹德旺在国内投了多少钱、捐了多少钱，这些数据都可以轻松查到。这位企业家顺带说了一些心里话，给政府提一点建议，就被归纳为“跑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恶意抹黑。
总而言之，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对于中国制造业的长远发展，实际所带来的挑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困境，更多在于内部原因。
“曹德旺跑路”虽然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但其所引发的相关讨论，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毕竟等到有企业家真正“跑路”的时候，再进行相关讨论与变革就晚了。
最后，也以董明珠近期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仅仅用金融杠杆来搞发展，对中国来讲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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