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

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高金）主办的“上海金融论坛”于2017年1月14日在上海举办。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在圆桌讨论环节表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从整体上来看超过了美国的制造业，但从公司的盈利角度来看，美国制造业它的盈利能力要比中国的公司高很多。

以下为讨论实录

张春：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下一步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问题，是跟刚刚拉格拉姆·拉詹回答，你刚刚说了中国政府往往要做一个事，刚刚拉格拉姆·拉詹是要培训，中国政府是不是在第三产业的增长需要做什么改革，才能推动第三产业的增长，因为你刚刚讲了改革很重要。

朱民：在中国和美国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放缓，你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制造业价值链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增长模式其中一个正常的变化，我给你一个例子在2013年中国制造业总的增加值要比美国多，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从整体上来看超过了美国的制造业，当然中国的制造业非常强。但是我们仔细来看，其中有两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美国的制造业，虽然相比中国没有中国的规模那么大，但是美国的制造业更多关注的是技术密集型，像飞机制造和高科技领域，而中国的制造业还是更多关注低端。更有意思一个现象，从公司的盈利角度来看，美国制造业它的盈利能力要比中国的公司高很多。

因为我们讲增加值，你要看企业的盈利能力，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虽然大，但是盈利能力远不如美国的制造业，所以不能说美国的制造业衰退，它只是朝着价值链更高的方向去发展。在德国，德国关注知识经济，这也是制造业高端的一个范围，然后所有其他的产品都交到其他国家去做，中国也是类似的。对我来说，中国制造业还有更多的升级的空间，朝着技术密集型的方向，更加附加值的方向去努力提升，当然这个做起来并不是很容易，中国也要把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保留在中国，尽管刚才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非常高。如果我们看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历史的话。

张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要走高端升级，然后再做服务业吗？

朱民：不是，我们其实是两个方向一起走，对中国来讲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提升空间，对服务业我们在谈服务业第三产业的贡献，刚才魏教授也讲到了服务业，另外他也提到了从制造业转型向服务业转型的时候，我们也要依赖一些技术。我还是想强调制造业的升级在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是我想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第二个概念是关于概念性的，我们不能把两个概念混淆，一个是结构再平衡，还有一个是结构改革，这两个不能混淆，结构再平衡，因为我们有行业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制造业比例在高，服务行业比例太低，结构再平衡更多的是希望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来解决资源分配的一些障碍，能够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这个结构化改革关注的是全生产要素增长，但是这两个政策都是应该以市场为导向的，我觉得这两个概念我们应该分开来看。

再回到你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升级空间很大，要更多的依靠规模效益，要朝向以知识为导向的方向去迈进，把我们过去积累的经验和能力结合新科技的发展，来带动制造业的升级。另外一方面，服务行业也将会是一个新的驱动因素，增长的一个驱动力，因为从行业角度来看，我们制造业还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吗？比如说钢铁行业，钢铁的增长放缓，我们要有大量的服务业的发展来消化钢铁行业所造成的一个就业岗位的丢失，所以服务行业要加快发展来推进这个全要素劳动力的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有政策来支持这个制造业的升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政策能够推动服务行业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个应该是两手都要硬，两方面都要看重。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以市场为导向，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提问1：你怎么看美联储在2017年的政策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

朱民：我觉得这个利率和资产出售是两个很重要的工具，利率可能是美联储考虑最多的，而且还会继续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操作，特别是在特朗普经济政策清晰之后，可能会引起美国通货膨胀，所以美联储在今后12个月还是有升息的压力。我觉得这个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而资产的出售是和利率完全不同的一个工具。另外一方面，美联储的升息对全球毫无疑问是有影响的，日本的利率大家可以看还是处在负利率阶段，很多央行的政策出现了不同的方向，会造成资产的流动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些不确定性，总的来说2017年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波动。

另外，如果美联储持续的升息，市场现在关注的是基金的收益率还是比较低的，即使特朗普上台，美联储对利息的调整也会影响到整个基金的这样一个收益率。2013年的这个动作对市场就产生了影响，基本的基金率，这个风险将会进行重新定义，全球的资产也会进行重新的配置，这会造成资本市场大幅的波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上台之后是利率上升的。如果我们看2013年5月的话，出现的影响也可能会再次出现。

第三点，因为利率的上升美元也会走强，我们再看以前过去六周美元已经增长了5%，这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而且还会有走强的趋势，美元走强会造成几个问题，如果你的债务是以美元计价的，这个压力就比较大，而且如果当地市场更多的是依靠美国的资金进入的话，也会有问题。我们看到美元指数走强的是在97年、98年经历过，我们预测美元还会走强，还会上涨，所以造成金融风险增大。

对中国来说，我觉得直接的影响或者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我们知道全球市场之间的这种联系这么紧密，毫无疑问会造成影响，特别是在新的特朗普经济政策实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债券利率上升，而中国的债券利率也上升很快，而且是十年的利率收益率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市场是相关度非常高。而且两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调整的方向也是非常的一致，这毫无疑问对人民币会造成压力，而且也会看到资金会从新兴市场回流到美国，也会对中国市场造成更大的一些波动性，我觉得对于中国公司，中国政策制定者来说应该要考虑的。

提问2：现在国内去产能还有供给侧改革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山西以单纯的煤炭行业为支柱的省，正好是发生大规模的去产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您认为流向服务业，您认为服务业足够支撑这么多劳动力进行再就业吗？

朱民：去产能其实具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的因素，因为如果市场经济自然的倒向周期波动，我们就认为总会有周期性调整，产能是在不断调整的，但是如果产能是持续性的过剩，那一定是结构问题，所以在中国的煤比如说产能过剩到今天这个情况下，那是结构问题，它也有周期问题，所以这个双重的调整这是特别困难的，还涉及到企业利润和经济增长，更多的涉及到工作，所以在做结构改革的时候考虑就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与此同时，当我们从煤的结构转向其他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其他有没有新兴的创新的工业其他行业，这个矛盾能不能转过去，服务业能不能转过去，在这个时候政策是起特别大的作用，政策补偿，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国际经验，政策引导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更强，政策支持服务业还有其他新兴行业能够吸引劳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考虑去产能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劳动力市场以及新兴产业的支持的问题，只有这样配合起来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