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知名投资人在朋友圈晒图，在酒店碰到了曹德旺，颇有些激动，破例找他合了个影。投资人自己也是身家不凡、见过世面的成功人士，我想这份激动当中，有一部分是他对曹德旺实业家身份的尊重吧。
这几年，风气有些转变，大家不再简单地以身家论英雄、以资产大小排座次了。对那些真正脚踏实地，以手抵心，扎扎实实创造产品和服务的实业家群体，人们有了更多发自内心的尊重。可能大家都知道，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起起落落，中国经济能保持今天的一个基本面，更多靠的是这个群体中流砥柱般的支持吧。
我曾经用过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概念分析中国商业，前者是真正的企业家，一点一滴、无中生有地为社会创造价值；后者主要是通过各种巧取和豪夺的方式转移他人创造的价值，包括官商、盗商、官盗商等子类别（《夹缝中的中国商业精神》）。张维迎把企业家分为套利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家，套利型企业家靠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挣钱，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这种企业家；而创新型企业家专注于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环境则有更高的要求。
价值、资源与租金
综合这两个框架，可以把做企业的人分为三大类：价值创造、资源占有和权力寻租。
价值创造的关键词是价值，创造客户需要的价值。价值创造离不开企业的效率水平和创新能力，两者都需要企业持之以恒地在管理上下大功夫，找到一种最有效的方式运营人力资源来创造客户价值。价值创造对应实业家群体，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动力。窄义的企业家，主要是指这一群体，包括我们平时说保护企业家、保护企业家精神，主要是针对这一群体而言。
资源占有的核心词是资源，主要靠先下手为强，低买高卖、囤积居奇挣钱。作为市场价格发现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一部分，他们也有创造价值的部分，但也不能完全与企业家群体相提并论（如果他们同时涉及传统的贸易、物流和零售，价值创造的部分就更大一些）。
资源占有对应偏投资性的企业家群体，广泛分布在投资、证劵、矿产、地产、收藏等领域，其他例如管制程度比较高的行业的依法获得的牌照，也属于一种典型的资源；出身于较高的社会阶层，拥有别人没有的社会地位、特殊人脉、信息渠道，也属于一种资源。虽然在逻辑上，占有资源不影响创造价值，但以资源占有为核心的企业一般都不擅长于创造价值。
权力寻租的核心词是租金，本质上是依靠各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把别人创造的价值和占有的资源转移过来。合法的租金首先是税收。中国实业企业这些年越来越难过，企业家群体压力越来越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第一税务局之外，又有了第二税务局（金融、土地）和第三税务局（电力、能源）等，各种费用交了一重又一重，还是得不到完全的保护。例如，2017年上半年，其他26个行业的利润总和7779亿元，才相当于银行业的利润7746亿元，如果加上非银金融机构，整个金融业的数字则是8927亿元（引自Wind资讯），远超其他所有行业的利润总和。
当然，包括零售银行业在内的各种垄断或管制行业，也不是没有价值创造的成分，但价值创造在这种程度的超额利润中，能占多大比重，租金又占多大比较，相信大多数人心里还是能做出自己的判断的。
这些行业，虽然也会出现一些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人，内部管理上也有不少亮点，但总体管理水平，平心而论，还是不能跟其他充分竞争行业相比的。我去给传统银行授课时，他们的高管也喜欢大叫，竞争越来越激烈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之类，希望他们看看这些数字，真正理解什么叫生意不好做。
中国黑社会不成气候，不合法的租金主要是通过各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幕操作而获得的超额利润。改革开放初期，价格双轨制阶段，特权人士还费老大劲倒腾各种原材料，冲着手中的“大哥大”大喊，“我这里有三千吨钢材”之类；然后是倒腾项目、土地、贷款，稍微省点劲；最后发现，好像倒腾什么都比不上倒腾股票和保险之类省力气，几个公章，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的暴利，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这么绿油油的韭菜田，我不收割谁来收割。所以，根据最大省力的杠杆原理，这些黑幕慢慢就集中到上市过程、万能险几个领域上面去了。最近爆出的几起高层腐败案，数字大到触目惊心，都与这些有关。
《追风筝的人》里的主人公阿米尔的父亲小时候教导阿米尔，人世间的罪只有一种，那就是偷。盗窃是偷；杀人相当于盗窃别人的性命，也是偷；通奸相当于盗窃别人的妻子，也是偷；哗众取众，沽名钓誉相当于盗窃本来属于别人的名声，也是偷。第三类做企业的人，通过黑幕交易获得本来属于别人的财产，本质上就是偷。所以，同样是做企业，第一类是实业家，第二类是投资人，第三类姑且叫做寻租客（rent-seeker），本质上其实就是盗贼。
吴思老师用草原上的羊和狼来比喻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创造者和价值掠夺者。羊多了，狼就来了；羊越吃越少，没有了足够的食物，狼的数量无法维持，也开始变少；狼少了，羊又变多了，如此循环不已。
如果说创造价值的实业家群体是羊，各种依靠权力的寻租客是狼，孜孜于占有资源的投资人群体对应的也许是狐狸。狐狸不吃羊，比羊更狡猾，所以也不容易被狼吃。当然，如果草原上的羊都被狼吃干净了，狐狸也免不了最终被吃的命运。生态环境恶化，狐狸往往最先觉察，前一段时间的移民潮，跑在最前面的大多是狐狸，背后也是这个原因。
日本人的服务理念让人印象深刻
暑假去了日本，印象很深刻。国庆假期我去了内地一个三线小城。景点的工作人员，一心一意地坐在那里玩着手机，问她话，她几乎头也不抬地应付一句，继续玩手机，与日本不论公私部门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的认真、尽责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小姑娘眉清目秀，在日常生活中，估计也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伶俐孩子。论聪明程度，可能还比日本在类似岗位上的年轻人更强。为什么她会有这么一种态度？我估计，这种景点的工作，和其他所有吃财政饭的工作一样，在当地可能算是甜活，需要她家人走后门、拉关系才能安排。在他们的世界里，加入权力寻租阶层，是第一要紧的事。劳动神圣，人在工作的时候最美，这些属于羊的世界的道理，与她的世界是绝缘的。
从实业到投资
做实业和做投资（企业投资），貌似一以贯之，其实大相径庭。实业做得好的人，有可能能转型做投资，但也很难。例如，段永平算是这一类别中的佼佼者，但他也坦承，做投资比起做企业来，还是要更难一些（《与中欧校友分享投资心得》）；反过来，做投资的人，回过头来把企业做得很好的概率更小，据我所知，古今中外，暂时好像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同时做好实业和投资这么难？
我的理解，首先，实业是比慢，比笨，比谁比谁更扎实；投资是比快，比巧，比谁比谁聪明，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不过，段永平推荐的巴菲特式的长线投资、价值投资，同样是比慢，比笨，比扎实。“不懂不做”、“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之类，强调的貌似是一些同样的东西。即使是同样的路数，为什么做价值投资还是要比做实业难？估计是钱在手上，痒得厉害，一般人实在是没有这个定力吧，一不小心，又回到比快、比巧、比聪明的路子上去了。
第二，做实业遇到了问题，可以用一系列的不同力度的方法解决。做投资遇到了问题，真懂行的人都知道，基本上只有一个办法：卖。一把手轻易不能换，风险太大；撇开原团队，自己上马，炒股炒成股东，投资投成老总，那更是业界笑谈；其他任何方法，老实说，有效是偶然的，无效是正常的。可以想见，做投资的人，投资的企业碰到了什么大麻烦，那真是豆腐掉进灰堆——吹不得也拍不得，心里不知有多煎熬，脑细胞不知要死掉多少。
第三，实业比的是团队，是组织。基本的方法论找到了，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可以复制，既有scalability (可扩展性)，又有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逻辑上非常扎实。投资总体而言是比个体，比的是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两个人的悟性，而且，这个“悟性”到底是什么，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说法，“道可道，非常道”，个个说得比东方哲学还要更加玄乎其玄。
所以，做实业成功的人，在投资上复制自己的成功很难；做一个投资项目成功的人，想再下一个项目复制自己的成功，同样很难。
很多做实业做得相对比较成功的企业家，到了一定年龄，喜欢成立一个控股公司，开始做投资，以为可以通过投资，复制早年自己成功创业的经历，成批量地制造好公司。这种做法，因为上述的原因，往好里说是一厢情愿，往坏里说是狂妄自大。例如，联想控股网罗了一干投行精英，风口浪尖，风雨兼程，投了近二十年，制造出了什么好企业？联想控股的最新市值489亿港币，是腾讯市值33435亿港元的1.5%，阿里巴巴市值4532亿美元的1.4%。
投资外部创业者难于复制过去的成功，投资内部创业者更难。人群中同时拥有entrepreneurship（创业精神）和leadership（领导力）这两条“船”（ship）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一家公司员工里，能够找到很多达到这个标准，可以成就大业的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别的道理先不讲，光从这个角度看，海尔公司这些年大力推进的内部创业、创客平台的做法，实在是一条险路，如果不是歧路的话。青岛海尔市值920亿元，仅为同行业的美的集团2881亿元市值的32%。如果不迷途知返，估计这个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张瑞敏的名言“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我理解他的本意是海尔要变革，努力跟上这个时代。这句话其实还可以理解为，属于海尔的那个时代，让海尔成功的那个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作为一个研究管理的人，对柳张二人，我实在不忍心说什么刻薄话。人生如戏，该退场就得退场，退场的姿态，往往比进场的姿态更难。该退场时不退场，在场上越活跃，大家越是为他们干着急。
选准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一个蓝海，一个大金矿，一个够长的雪坡，然后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磨豆腐，比慢、比笨、比扎实，打造组织能力，打造核心竞争力，打造一架自动播种、自动浇水、自动收割的“永动机”，从GE到IBM，从苹果到谷歌，从腾讯到华为，伟大公司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如段永平言，与投资的各种花式技巧相比，做企业的逻辑更简洁，路径更清晰，其实是更容易走的一条路。但为什么大家都不走这条路呢？或者走到半道，总想换路呢？你要问我，无他，偷懒而已。别忘了，偷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罪，偷懒也是偷。
所以，双创高峰期，投出一两家独角兽的所谓明星投资人，到处赶场子，分享自己的投资经验的做法，其实是很滑稽的。如Michael Lewis（著有《说谎者的扑克牌》《钱球》等）所言，在这个概率论统率一切的世界上，每一个成功的人，都应该心怀疚歉，感谢那些和他们一样聪明，却没有得到概率女神青睐的同行。把很大程度上运气带来的成功完全归为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天赋英才，如果不是偷天之功，至少是不知深浅吧。
这种不知深浅，迟早会把他们挣到的钱，全部耗光。
还有某些人提出所谓“企投家”的概念，鼓动一些江浙一带的小有所成的实业人放弃本业，跟他一起去搞投资，从这个角度看，不仅是不明智，更是不厚道了。如果他们有所敬畏，谨守不熟不投的原则，主要投资于同行业的上下游，还有那么一点点成功的可能，如果是醉心于跨界、颠覆、互联网思维之类，他们几十年攒下的那一点钱，估计很快就会灰飞烟灭了。每个实业人背后都是几百个上千个普通家庭，不知始作俑者，赚这种钱，于心何忍。
从投资到寻租
企业的神龛很小，只能摆一尊神。摆上客户这尊神，就摆不下权力这尊神；反之，摆上权力这尊神，就摆不下客户这尊神。
世道艰难，扎扎实实做实业的，有时也会碰到需要向手握权力的人低头的情况，大家对此都理解；但真做企业的人，一般不会轻易越界，主动与权力勾结，往权力寻租的方向去走。容易走权力寻租道路的，往往原来就是偏资源占有型的企业。从资源占有到权力寻租，往往是一线之隔。一般人找到一点资源，靠嗅觉，靠速度，靠撕咬，来之不易；哪有权力那么舒服，把旗子往地上一插，直接一宣布，就可以把最好的资源占为己有。
判断一家中国企业是否在走权力寻租的道路，一般有几个线索。
一，庞大的体量，突然冒出来，看不清楚它发展的路径和过程；
二，创始人故做神秘，江湖上有很多关于他发家史的各种版本的传说（其实很多都是当事人自己主动散布出来的）；
三，同时进入多个以资源和牌照为核心的不相关的行业。
按这三条去找，包你屡试不爽。
最近贾某的连续剧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明明是宫廷阴谋戏，却被很多吃瓜群众当作了创业苦情戏来看，男主角的超级演技，不得不让人佩服。其实2013年左右他甫一出场，我按照上面那三条对照一检查，基本都符合，对其就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贾某最狡诈的是，2014年他涉及山西高官案，明明是逃生海外半年，侥幸得以脱身，却有意无意把它包装成他有更深背景的剧情，让一部分以为这种背景奇货可居的投资人飞蛾扑火，从而给自己挖出一个更大的窟窿。那些把他当作创业英雄来崇拜的吃瓜群众，就更是不值一评了。真正的价值创造者，扎扎实实做实业的人，怎么会去结交那么多政府官员，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空壳公司，怎么会在财务报表上下这么大的功夫？
再讲一个反例。华为进入手机业务前，一直很低调，江湖上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也是那种神神鬼鬼的寻租型企业。但是按照这三条标准仔细对照，其实都对不上。
一，从小到大，他们的发展过程非常清晰；
二，创始人因为性格的原因不见媒体，同事、客户、同行都了解，不是故做神秘；
三，华为心不旁骛，只做电信设备制造业。
走上权力寻租的企业，除了一极小部分努力漂白的，结局基本上是已经预定的：靠山倒是倒了，企业就倒了。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改革开放以来，大概每十年，就有一拨靠权力寻租发家的企业走上山穷水尽、日暮穷途的道路，实话说，老戏码演了一遍又一遍，大家都有点都打不起精神去看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为什么不吸取教训？身家都百亿级千亿级了，为什么还要去走钢丝？道理很简单，这个游戏太他妈刺激，玩的人上瘾了，过把瘾就死也行，欲罢不能哪。
最近打击的各种资本巨鳄，大家仔细对照，基本都属于寻租客，对于真正做实业和做投资的企业人，其实未必不是好消息。有关部门担心大家看不清楚，还专门出一个文件，也算是用心良苦吧。新政以来，因为宏观周期，经济确实不甚景气，但做企业的总体政商生态，还是有所好转，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很清醒。当然，扎根中国之外，劳动密集型行业行业，要紧跟国际趋势到劳动力价格有竞争力的国家去布局；品牌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要努力通过国际化购并，把握行业话语权，这都是以企业为使命的企业家分内应该做的事情。全球化时代，只有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网络灵活性（network flexibility），才能应对全球化的各种挑战，这里就不展开了。
脱实向虚？且慢！
我熟悉的一位深圳企业家，电缆生意做了几十年，没想到深圳地价飙升，厂区那块地转手一卖，居然远远超过了他们做电缆生意几十年利润的总和。她问我，是不是做个收租婆算了。我鼓励她，还是要努力继续做下去。实在找不到理由，只当是风水：没有这摊生意，哪来这块地，哪来这几十个亿？就算是为了子孙，守住祖传的风水吧。
我这半开玩笑的话背后其实有更深的道理。实业比资产、比钱更能传之久远。资产和钱都是物，不是生命体。实业企业、实业组织作为企业家创造出来的一个生命体，拥有它自己独立的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讲，企业家的地位仅次于上帝）。张謇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实业的最大好处是，它可以不与草木同腐朽。什么时代的人都要穿衣、吃饭、看病，中国做企业的环境再动荡，还是有同仁堂、全聚德、六必居等百年品牌，就是这个道理。
实业的这种持久性，如果加上家族宪法中确认的祖业不可变卖的原则和相应的家族信托安排，很大程度上能让后代们拥有一个相对更加从容、更加丰沛的人生。做企业的人，一辈子含辛茹苦，最后的关切点，往往是家族传承，这也是人之常情。与其传财产，不如传企业。做不了总经理，可以做董事长；做不了董事长，可以做大股东。“耕读传家久，读书济世长”，曾国藩给后代流下八个字：书（勤读书）、蔬（种蔬菜）、鱼（养鱼）、猪（养猪）、早（早起）、扫（打扫）、考（祭祀）、宝（善待他人），都是这种大智慧的表现。
相反，我也半开玩笑地嘲笑那些盲目跟风做投资的人，没有自己创造出来的有自己生命力的组织，不管挣多少钱，最后其实都是白搭。钞票上面不会印你的名字，所以，不管挣多少钱，要不败在二代手上，要不败在二奶手上，要不败在二奶的风水师手上，蝇营狗苟，何苦来哉。做实业的人是辛苦，但功不唐捐，能量守恒，上天都看到了，所以才自有上天的安排。
当然，行行出状元，最好的投资人赚到了钱，做公益回报社会，同样青史留名，贡献不亚于任何人。我调侃他们，一个原因也是这几年形形色色各种做投资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随便参加一个什么会，满坑满谷都是投资人，总有一种一个小提琴手面对十几个、几十个指挥的荒谬感。如果唯一的小提琴手受不了，也决定改行做指挥，那我们就没有音乐可以听了。
没有好企业，投资人投什么？法律层面，大家都平等，不管是实业还是投资，合法财产都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水有源，树有根，舆论层面，多为做实业的人鼓与呼，还是不失公道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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