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内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视台8月中旬去浙江刺探了一番美国大选的选情。

不过，他们这次没去义乌，而是直接去了浙江永康给美国大选做应援物品的工厂。

厂家表示，疫情之下美国人的订单不减反增，而且来自川普方面的订单要远超拜登。

根据以往的经验，特朗普这算是连任稳了？

其实不能太迷信，毕竟“义乌指数”多少沾点儿玄学。

而且，也许拜登方面跑到珠三角下了大单。

反正不管谁干总统，帽子旗子都得从中国订。

生产苹果手机离不开中国，大选用的帽子旗子也离不开中国吗？

01

2016年美国大选，大洋彼岸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战封神。

那年美国主流舆论和民调都觉得川普是个陪跑，但是义乌这边的小老板们接到的川普应援品订单，却远远高于希拉里。

大选之后一位在义乌生产旗帜的老板表示，他在五个月前就知道特朗普很有可能当选，因为手里的订单量说明了一切。

其实这有点儿事后诸葛亮了，而且川普当时的得票比希婆少了280万张、最后是靠着“赢者通吃”才险胜突围。

但不管怎么说，应援品订单量的遥遥领先也侧面反映了川普支持者的热情。

自此之后，网上关于“义乌指数”的讨论不绝于耳，义乌小商品市场及其背后依托的中国制造业成了网友口中的“国际形势预测基地”。

义乌小商品市场创建于1982年，现在拥有7万个商位，21万从业人员，日客流量达到21万余次，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这里经营的商品种类齐全，囊括16个大类、4202个种类、33217个细类、170万个单品。

义乌小商品市场只是一个交易市场，而冰山之下是中国无数的生产企业、制造工厂。

吃瓜群众对于这些企业、工厂的认识基本都是管中窥豹、一知半解。

这些企业、工厂原先很多都是一个个的家庭小作坊，然后通过整合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制造工厂，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

中国有许多“超级制造小镇”，最初就是通过一个个的小作坊整合起来的。

这些经过产业整合的小镇、小城生产的商品可以攻占日韩、远销欧美，甚至垄断全世界的市场份额。

比如：

山东潍坊的鄌郚镇，生产了全世界30%的吉他；

江苏泰兴的黄桥镇，生产了全国70%、全世界30%的小提琴；

河南商丘的稍岗镇，生产了全国85%、全世界50%以上的钢卷尺；

辽宁葫芦岛的兴城市，生产了全国50%、全世界30%的泳衣；

江苏丹阳市，生产了全国75%以上、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眼镜；

湖南邵东市生产了全世界70%的打火机；

江苏扬州的杭集镇，生产了全世界70%的酒店用品；

这些小镇、小城从一个个的手工作坊不断成长为垄断全球市场的现代化企业，为“中国工厂”的崛起添砖加瓦。

今天，我们就扒一扒这些小镇背后的传奇。

02

先从烟民的最爱——打火机开始说起。

如今全世界70%的一次性打火机，都是由湖南省邵东市生产的。

邵东，一个不到一百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却有将近20万人投身于打火机产业。

这个小县城凭借打火机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做到了世界第一。

这个保留着当年星星之火的革命老区，用一个个小小的打火机，穿越时空点亮了全世界。

邵东人做打火机，要从一次爆炸开始说起。

2000年6月30日上午8时，广东江门市一个与香港合资的烟花厂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

占地23公顷的厂房内32座建筑物被瞬间夷为平地，160多人受伤、34人死亡、3人失踪。

事故之后，广东的烟花爆竹和打火机企业全部停业整顿，一些人口密集区的工厂被纷纷关闭。

就这样，广东地区的打火机企业迅速向内地转移。

敏锐的邵东人民很快捕捉到了这个商机，大约有200家生产打火机的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邵东大地浮现开来。

一栋小二楼，二楼住人、一楼就可以当作坊。

装配、充气、试火，一个70岁的老汉在那儿坐一天，就能赚几十块钱。

其实，我国很多地方的制造业最初都是这种家庭式的小作坊，然后慢慢发展壮大。

这种小作坊虽然充满了生机，但是安全隐患非常大。

尤其是做打火机生产，非常危险，那时候小作坊的工人都是徒手拿着充气罐子给一次性塑料打火机充气，一不小心就炸了。

所以当时邵东的警方，无奈之下只能重拳出击，尽可能去捣毁那些存在安全隐患的作坊。

但是这些作坊毕竟牵扯到很多人的生计，堵不如疏。

2005年，当地开始把这些家庭作坊整合成为现代化的工厂。

两年后，邵东13家具备出口资质的打火机企业联合组建了行业监管委员会，开启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运输的良性竞争局面。

自此之后，邵东的打火机产业越来越规范化，到今天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设计研发、组装制造、销售展示一条龙。

2009年，6家打火机企业和5家配套企业合并成为湖南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这家企业每天可生产350万只打火机，远销全球86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的负责人自豪地说：“全球在售的打火机中，每5只就有1只是我们的产品”。

很多人可能会说，一个打火机有什么牛逼的？

把零件拿过来，自己在家里就能组装。

但问题在于，你是能自己组装出来，可你能盈利吗？

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打火机价格跟二十年前相比差不了多少，你可以去搜下批发价，也就两三毛钱一只。

正因如此，只有产量足够大，才能有的赚。

打火机的出口单位是按集装箱算的，一个集装箱能装一百万个打火机，如果一个月做不了十个集装箱的货，就赚不了钱。

所以，低价的背后是巨量的产能、是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

而要保证产能、保证成本，靠的就是先进的技术。

就拿上面提到的东亿电气来说，这家企业已经在2018年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人工相较之前已经减少80%减到了1000人，而产量却提升了40%。

所以打火机并不low，要没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些企业怎么可能做到世界第一？

03

第二个说说小提琴。

小提琴这种西洋货，很多竟然都是中国产的。

江苏泰兴县的黄桥镇，被誉为中国的“提琴之都”。

黄桥镇现在拥有200多家生产乐器的企业，各类提琴的年产量达到70万把、占到全国70%、全世界30%的市场份额。

黄桥这样一个20万人口的小镇，为何会去生产小提琴呢？

1968年，上海提琴厂的几位工人来到黄桥，帮助厂里加工一些琴头、弓杆之类的配件。

1970年，上海民族乐团团长何彬被下放到黄桥。

正是这几个人，让这个靠着烧饼闻名的乡下小镇，与西洋乐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何彬来到黄桥镇的第二年，当地的溪桥公社就成立了溪桥乐器厂，何彬做负责人，给上海乐器厂生产零配件。

1973年4月22日，溪桥乐器厂生产出当地的第一把“向阳牌”小提琴。

产业的发展需要各种适宜条件甚至是机缘巧合，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人。

有时候，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可以拯救一家工厂、挽救一个产业。

也正是1973年，黄桥提琴产业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李书进入溪桥乐器厂做起了学徒工。

李书从学徒工干起，后来又做会计、供销科长、生产科长，后来一路干到厂长。

1980年，他接手溪桥乐器厂，当时的厂子已经是风雨飘摇，厂里的总资产不到18万元，工人已经8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外债更是达到将近80万元。

李书接手乐器厂当天就开始整顿风纪，不能打架骂人、不能偷厂里东西，否则就开除。

此后的10天里，就有13名工人因不服从管理被开除。

李书的铁腕管理，再加上科学的生产布局，溪桥乐器厂迅速回到发展正轨。

1984年，溪桥乐器厂和上海提琴厂签订了10年的联营协议，两家四六分账。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李书的厂子借着上海大厂的势能，在十年里发展迅猛并且弯道超车。

1995年1月，溪桥乐器厂从上海提琴厂独立出来单干。就在独立当年，溪桥乐器厂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提琴生产商。

一年后，厂子更名为风灵乐器有限公司。

但这时，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想要进军国外，产品质量又不过关。

提琴生产是个精细活，整个制作流程需要近200道工序，每道工序都需要熟练的工匠精心打磨。

任何一点疏忽，都会对提琴的音质产生影响。

那个年代想要进军国外，就必须向国外学习，一点点钻研别人的产品和技术，同时花大力气培养高水准的技术工人。

为此，李书远赴意大利、韩国、日本等地考察，把国外的小提琴买回来，让工人们细细钻研学习。

同时，李书也在小提琴的材料上下功夫，探索出一种新的木料处理工艺，极大地提升了提琴的音质。

此后，风灵乐器在国际市场上一路攻城拔寨、走向巅峰。

如今，黄桥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提琴之都”，这个20万人口的小镇，竟然盘踞着119家乐器企业，有多达3.5万人都在提琴行业里摸爬滚打。

其中在3.4万人的溪桥社区里，从事提琴生产的就多达2万人。

现在外国人买的每三把小提琴中，就有一把产自黄桥镇。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不，黄桥不只是在生产提琴。

当地人除了会造琴，还会拉琴、会赏乐。

那些投身于提琴产业的黄桥人，他们长期沉浸在音乐和琴香的氛围中，很多都会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开始学琴、练琴。

“如果女儿将来能成为提琴老师，她就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来提升我的制琴技艺”，一位自己拥有工厂的制琴师说到。

▲ 黄桥的小学生在演奏小提琴

爸爸做琴、女儿拉琴，耳濡目染、师徒传承，随着时间的沉淀，原本的制造基地就慢慢变成了艺术基地，原本的提琴之都就慢慢变成了音乐之都。

最近十年，黄桥已经累计培训了各类音乐艺术人士1万多人次。

黄桥人是要把自己的家园打造成乐器产业和音乐产业共同驱动的“爱乐之城”。

黄桥已经围绕原有的乐器文化产业园打造了一个非常牛逼的主题小镇——“琴韵小镇”，集乐器文化、创新、教培、生活体验于一体。

2018年，它被评为江苏省首批特色小镇、全国特色小镇。

▲ 形似小提琴的主题公园

黄桥这样一个普通的小镇，不仅靠一个西洋乐器大举攻占全球市场，还打造出了全国首个以提琴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体验旅游风景区、全国最大的乐器博物馆。

这还是我们想象中的制造业吗？

如果能像黄桥这么发展，那制造业就可以给更多的领域去赋能，把人们工作挣钱的生产基地打造成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

04

“超级制造小镇”崛起的传奇，在中国还有好多好多。

比如辽宁葫芦岛的兴城市，现在垄断着全国50%、全球30%的泳装市场。

这个被授予“中国泳装名称”殊荣的东北小城，也是从80年代的手工作坊干起来的。

一个家庭小作坊干的不错，马上就会把街坊邻居带起来一块儿干。

有人做印染、有人做内衬、有人做商标、有人做包装，一个个的小作坊，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

如今的兴城，不仅仅是单纯的泳装生产基地，更是全球最大的泳装产业集散地、时尚设计的发布中心，从而直接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产业。

还有深圳龙岗区的大芬油画村。

油画，这又是西洋玩意儿。

大芬原本就是一个300人的小村子，核心区域也就梵蒂冈那么大。

1980年代末，一位香港画商来到这里，靠着当时廉价的房租和人工成本进行油画的临摹生产。

自此，来自西洋的油画文化彻底改变了这个村子。

如今，大芬村内聚集了60多家知名企业、1200余家大小画廊和门店，从业人员达到8000多人，再加上周边社区的从业者更是达到20000人。

大芬村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油画交易集散地，现在每年全国70%、全球约一半的装饰用油画，都是大芬村生产的。

还有河南商丘的稍岗镇。

这里聚集了4800多家工量具企业，生产出全国85%、全球超过一半的钢卷尺。

1978年，当时的6户农民为了谋生，靠在国营厂捡报废的残尺条组装变卖。据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万元户，同时也带着当地的农民发家致富。

与其他地方差不多，稍岗镇的钢卷尺产业一开始也是小作坊，然后又经历了产业整合和技术升级。现在已经做到了年产钢卷尺15亿只、工量具1.5亿只。

江苏省丹阳市生产的眼镜，早在80年代就已经声名远扬。

而丹阳市之所以能与眼镜结缘，也是与当初一批被下放的技术工人有关。

上世纪60年代，一批从上海、苏州眼镜厂被下放的技术工人来到丹阳，并在当地社队的组织下进行眼镜制造。

后来，丹阳的很多社队也都纷纷开始复制“窝棚眼镜厂”的经验，一下子搞出十几个眼镜厂。

如今丹阳生产的眼镜，把持着全国75%以上、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

……

类似的传奇故事还有太多太多。

写在最后：

打火机、眼镜、小提琴、钢卷尺……

这些在我们生活中很不起眼、或者我们很少接触的东西，却被那些小镇、小城做到了极致、做到了第一。

使用这些产品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小镇的名字，但这些小镇的居民却默默无闻地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通过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统治着属于他们的世界。

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盘踞在大江南北的超级小镇，才有了义乌的奇迹、才有了“世界工厂”的奇迹、才有了“made in China”统治全球的奇迹。

当我们走进“世界工厂”，看到的不再是我们想象中零星散落的小作坊，而是诸如“超级制造小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当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的同时，社会分工也高度细化，以至于我们丧失了对社会运转的完整认知。

我们不知道一把小小的钢卷尺是如何丈量天地的、我们不知道手中的打火机是如何点亮世界的…

中国人不知道、美国人不知道、生活在21世纪现代化社会中的人类，恐怕没几个人知道。

这一切都不是上帝赐予的，这是当代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铸就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