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篇前发改委官员的文章《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直到今天》引起较大社会共鸣，作者年勇先生认为虽然美国的制造业在GDP占比是11%，但如果算上美国那些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则美国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总量超过60%。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GDP的占比到2019年已经降低到27.2%，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制造业的前景的担忧，该文提出不能简单从生产环节的产值占比来看制造业的重要性，从而缓解了很多人情感上对制造业占比下降的困惑。为什么人们能够很自然地接受了农业占比降低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成果，却不能理解制造业占比下降所代表的技术和社会分工的进步呢？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际双循环战略下，如何科学看待制造业占比和相关的社会分工变化？

农业占比降低所代表的技术和社会分工进步

一个产业可以很重要，但其产值并不一定在GDP占比越来越高。

比如，农业为人类提供基本的食物供给，其基础性和重要性恐怕无人否认。然而，几乎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农业在GDP中的占比都是已降10%以下。2019年，美国农业增加值达1692.08亿美元，占GDP比重0.79%；同期中国农业增加值为10214.85亿美元，是美国的6.04倍，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1%。

虽然农业在中国经济总量占比只有7.1%，但是若没有农业，不仅没办法维持14亿人的基本生存，而且很多与农业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将无法存在。然而，如果为了论证农业的重要性，把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化肥、农药、农机等）、农产品加工业（如白酒、饮料、休闲食品、棉纺服装等）、与农产品相关的商业和运输服务业、甚至餐饮业、与农业有关的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都算上，那么“农业”在中国经济的占比恐怕也超过50%了。

那么，是农业本身带来了相关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吗？恰恰相反，是化肥、农机、农药等工业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进步从技术上支持了农业总产量的增长；白酒、饮料、休闲食品、棉纺服装等农产品加工业，餐饮服务业，以及与农产品相关的商业和运输服务业，从需求上打开了农产品的增长空间。

图1 农业占GDP比重的下降：农业稳步增长和其他产业的更快增长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与农业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业生产依旧会长期停滞在几百年前的水平；而这些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产值的增加，而且其本身的产值增长远远超过农业，从而造成农业在GDP占比不断降低——农业在经济活动中比重的降低，反应的是技术和社会分工的进步。当然，农业占比也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符合本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就业的需要。

制造业占比降低是否值得警惕

人们能够很自然地接受了农业占比降低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成果，并用“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在家庭消费支出的占比）的降低来代表消费结构的升级，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占比的提高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升级。然而，大部分中国人却并不能理解制造业占比下降所代表的技术和社会分工的进步。

比如，有人提出既然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那么制造业占比太低经济就是“产业空心化”，所以应重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不能让制造业占比继续下降。为了扭转制造业占比降低的趋势，有专家学者甚至提出，把“制造业占比”作为一个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制造业占比越高，地方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如果真的用这样的指标来考核，那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反而成为全国经济发展质量最低的地区了？

显然，如果为了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而又不理解产业结构变化背后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规律，仅仅是从表面现象出发，所制定出的指标就有可能起到不正确的导向作用。

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环节的产值在GDP中占比下降相似，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越来越发达，生产制造环节产值在经济中占比下降与制造业的重要性并不矛盾。正如年勇先生文中所述，在美国占经济总量81%的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最近几年已经提高到48%左右，因而美国的制造业占比实际达到60%左右。所以，一方面单纯生产环节体现的制造业产值占比下降，另一方面与生产环节相关的服务业产值却迅猛增长。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确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虽然美国制造业在GDP占比仅为11%，但美国仍然是制造业强国。同样，虽然德国、日本制造业占比仅为20%左右，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其实都很强大。

虽然单纯生产环节的产值占比并不代表强大的制造能力，而真正代表之制造业竞争力的技术水平、设计能力和品牌的价值含量在实际经济活动统计中未必表现制造业的产值，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制造业占比越低越好，比如英国制造业占其本国经济比重仅为8%，美国制造业占比11%，的确带来很多制造业外迁和相应的就业机会转移问题。考虑到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际双循环的战略，中国的制造业应该保持相对完整的供应链，其占GDP的比例应长期保持在20%以上，不低于日本和德国。

苹果和微软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吗？

如果制造业生产环节产值占比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制造业总体规模的萎缩，也不代表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是不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代表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呢？其实，很多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很重要，但真正代表制造业强大核心竞争力的并不是为生产环节提供配套服务的所谓“生产性服务业”。

比如，美国的苹果公司，是不是为中国的手机组装车间服务的？微软公司，是不是为那些使用windows的制造业工厂服务的？耐克公司没有工厂只有研发、设计、品牌、渠道和管理，那耐克也是为他在中国、印尼、墨西哥的加工厂服务的？还有特斯拉总部是为上海的制造厂服务的吗？到底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为谁服务？

答案是，苹果公司的研发、设计、品牌创造了价值（客户消费的主要也是这些价值），大量制造业都想为苹果公司服务；耐克的研发、设计、品牌、渠道创造了价值，大批制造企业都行为它代工服务——那些用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管理创造价值的现代服务业，不是为制造业服务的；恰恰相反，制造业为他们服务，在苹果、耐克等完成了价值创造的80%以上之后，制造业只是完成剩下的20%的硬件价值来提供一个载体。

我们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没有错，但是制造业的重要性既不体现在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上，也不体现在所谓“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上，而是体现在那些能够独立创造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等“软价值”的现代服务业的规模上——这些现代服务业所引领的技术越发达、社会分工越细、产值越大，单纯制造环节的产值在GDP中的占比有可能就会越来越低。

中国的很多传统制造业为什么经营越来越困难？就是因为缺少足够强大的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等软价值创造能力，而只能靠为现代服务业提供制造和装配服务才能维持生存；为什么有些传统制造业困难到生存不下去的境地？因为失去了为这些现代服务业提供代工和制造服务的资格。只有是像中国华为这样能用自身研发、设计、品牌创造软价值的制造业才有广阔前景，那么华为公司的价值创造主体，还是制造环节吗？

总之，制造业很重要，但不能用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发展虽然压低了农业的占比，但并没有损害农业的增长，而且工业技术还推动了农业的产出增长；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新零售、新金融等行业的快速成长，还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服务业的技术进步，虽然压低了制造业的占比，但并不曾损害过制造业的增长，而且这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制造业产值的提高。

服务业比重提高不会削弱制造业，而是社会分工进步

无论是农业的占比降低，还是制造业在GDP占比的降低，究其原因都不是这些产业的产值下降，而是其他产业更快发展的结果。

图2 工业占GDP比重的下降的同时，工业增加值稳步上升

如同前文图1表明的，农业占比下降最快的阶段，其实是因为那个时期工业增长最迅速；从图2中同样可以发现，工业占GDP比中下降较快的阶段，其实工业增加值每年的都在稳步增长，其占比下降是因为服务业规模逐步超过了工业。

所以，就如同工业技术可以促进农业发展一样，服务业的发展也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我们仍然要一如既往地重视中国农业和制造业，但如果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确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仍然要把服务业占比的提高作为一个衡量指标，因为服务业的比重提高不但不会削弱制造业，而且是技术进步、社会分工进步、产业升级的主要表现。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占比已经从二十年年前的34%上升到了53%左右，以后还会上升到60%、70%，甚至更高，这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进步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规律。

当然，为了推动产业升级，最好是能够制定更科学的反映产业升级的经济指标，而不要被制造业、服务业这样的传统概念“框”住，从而陷入没有意义的争论——如果大家对“研发、设计、品牌、渠道和管理所代表的价值创造”的重要性认识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对制造业更有感情的人们希望把它们叫做“生产性服务业”，从而归于制造业范畴，并以此来呼吁政策要重视制造业；而对服务业更有感情的人，希望把这些核心竞争力叫做服务业，以此呼吁政策要大力支持服务业——这样的争论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有可能造成政策的误导甚至割裂。

在提出更科学的衡量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济指标之前，最好不要简单地把“制造业占比”这样的指标作为所谓“高质量发展指标”，从而把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发展对立起来；即便经过修正以后把“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制造业”占比作为高质量发展指标，也是割裂现代服务业、违背社会分工演进规律的。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指标应更关注新的价值创造方式，让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管理、数据、服务等软价值创造主体都可以独立发展，让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不断形成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服务业一直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