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是一次压力测试，维护制造业供应链的稳定性关系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任务的实现。在近日举办的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高质量合作高峰论坛上，工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在过去的8个多月时间里，我国企业同世界各国企业一道，共同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了艰苦努力。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所在，制造业的国际产业链合作是全球经济加快复苏的重要动力。在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力避“断链”与“脱钩”？

不断拓展制造业全球合作新空间

中国美国商会4月份在上海进行的一项会员调查结果显示，70%的受访者没有因为疫情而考虑将产业链、供应链搬出中国。这些公司想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不想失去14亿消费者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是中国在过去30年中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和物流基地。中国美国商会驻中国总裁Ker Gibbs说，将公司从中国迁往美国并不像收拾行李箱抬腿就走这么简单。对于那些在全世界寻求市场的公司来说，撤出的战略不可能带来长远的回报。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产业变革创新和开放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辛国斌在论坛上表示。他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和挑战。但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辛国斌说，疫情期间，我国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调动各方力量，推动实现医疗物资供应从“紧缺”到“紧平衡”再到“应配尽配”，国际合作从紧急海外采购到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和商业出口的巨大转变。同时，坚持“以大带小、上下联动、内外贸协同”，推进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保持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率先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条战线上赢得主动，也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和动力。他强调，面向未来，我们应携起手来、同舟共济，进一步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一是共推开放包容的合作。要创造并维护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制造业发展生态，畅通要素跨境自由流动，降低市场准入壁垒，推动制度性和系统性开放。二是共推创新驱动的合作。要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5G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三是共推互利共赢的合作。要加强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和标准的对接，共同创新合作方式，不断拓展合作领域，积极寻求发展利益最大公约数。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在论坛上表示，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全国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承载区和集聚区。当前上海已经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全力实施新的三项重大任务，全面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加快推进中心建设。在全球经济放缓大背景下，上海经济也表现出强劲的韧性，成为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的首选地。上海已经连续10个季度，制造业投资都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仍然保持了20%的增长率，实到外资增长5.4%。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经增加到730家，外资研发中心增加到466家，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上海依然是全球投资的热点。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守好制造业优势，需不断拓展新空间。正如有专家所言，要坚持走经济全球化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须统筹兼顾传统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关系，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要推动传统制造业内部升级改造，破解“中低端产品过剩、中高端产品短缺”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其从低端走向中高端。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次，要按照全球化布局，坚持高度分工、全球协作、链式生存，在“专精特新”上多下功夫。中国制造业企业要积极主动拥抱新技术，应用新技术，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实用技术相结合。再次，中国的制造业要早日实现智能制造。制造业企业要顺应趋势，加快推动中国制造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

制造业产业链合作，欧洲和东南亚有很大的机会

论坛上，五家知名企业代表进行了关于“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助推发展能级跃升”的圆桌对话会谈。DealGlobe集团创始人冯林从跨境并购的角度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跨境并购行业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主要体现在疫情给跨国交流造成的障碍上。所以，在疫情期间，DealGlobe集团主动转变了其业务方向，将其主营业务暂时由“帮助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转变为“帮助中国企业引进海外资金”，以此来最大化地降低其业务困难。另外他提到，疫情也引起了投资并购领域热点行业的转变，疫情之下，投资并购的热点由原先的TMT行业逐渐偏移至医疗行业。

在“如何通过创新来推动供应链、产业链的深度合作”这一问题中，冯林也提出了三点想法：第一是用进口代替整体的创新，以央企和民企的合作、科创板和注册制的运用来推动整体的创新；第二是合资，冯林认为，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会往合资的方向发展；第三是并购，企业可以通过对其他国家零部件公司的收购来代替自身的开发和生产，也可以通过收购在本国发展受限而在中国业务增长的公司来实现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冯林表示，双循环增强内需为当前比较重要的发展方向，与欧洲和东南亚企业的合作以及坚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是企业开展高水平的对外合作的两条途径。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出海的意愿很高，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东南亚都有很大的机会，但还是存在一个反复平衡的过程。

“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和欧洲对中国的投资整体的占比都在2%—4%之间，占比非常小，至少跟中美之间的合作相比差距比较大。而实际上，就制造业产业链来看，中欧之间的互补性是很强的，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和欧洲还是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和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新基建、医疗等领域。结合中国市场与欧洲相关的技术，还有中国的一些偏上游的制造业，也有很大机会。”冯林在谈到对中欧产业链合作的看法时表示。另外，他认为，尽管东南亚地区包括像越南这些国家在制造业的工艺化、精细化方面与中国相比差距还很大，但从制造业的领域来看，中国和东南亚之间正面临很多的合作机会。“疫情以来中国也开始在泰国或者一些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建厂，因为把厂建到泰国或是马来西亚，相对来说比到美国的敏感性会低一点，这也带来了中国企业向海外进场的意愿。前两天我受邀去参观了雅戈尔在东南亚国家的工厂，看到整个工厂现代化程度非常高。总之，必定会有国内的工厂迁往东南亚国家，至于速度有多快，从哪些领域开始迁移，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复平衡的过程。我认为中国的产业链要往上走，就要变得更加高端。”冯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