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凌晨2时42分，复旦大学教授、原子能材料专家、激光物理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参与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者李郁芬，因病逝世，享年92岁。

在熟悉这位老教授的复旦师生眼中，她有着超凡的科学家品格与风范。有学生称，她是自己遇过的最好导师。李郁芬学生、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表示，在李郁芬眼里，没有冷板凳、热板凳，也没有冷科研、热科研。只要国家需要，她就应该做什么。

在儿子张左之的印象中，小时候的他，有时会和父亲去接母亲李郁芬下班，却不知道母亲所从事的具体工作，自己也曾疑惑“为什么我的妈妈对原子弹这么熟悉？”通过各种公开渠道，他才慢慢了解到母亲为国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妈妈总是做得多，不愿意表功，因此从不多谈此事。”

没有冷板凳、热板凳

“国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回忆起李郁芬，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脱口而出这句话。在他看来，这句话是李郁芬思维的准则，她一辈子就是按这个信条来做的。

徐雷说：“在她的眼里，没有冷板凳、热板凳，也没有冷科研、热科研。只要国家需要，她就应该做什么。”

1958年，复旦组成代号为“58中队”的研究队伍，在教授吴征铠的指导下，开展分离同位素研究，为研制原子弹提供基础技术，李郁芬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英、苏三国掌握制造分离膜元件的技术，同时该技术被这些国家列为重大国防机密并严禁扩散。

“58中队”的成员边干边学，不断摸索前进。无论是从研究本身还是从研究条件来说，这项工作都无比艰苦，有的工作甚至还相当危险。从1958年到1961年，他们坚决服从国家需要，坚持研究工作，逐渐成为原子能材料专家。

1961年11月，“58中队”全体研究人员连同仪器设备集中到上海冶金所会战攻关，代号为“真空阀门”，李郁芬任第三大组组长。

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所说，这任务是绝密的，不能和任务外的任何人（包括配偶）谈及此工作。今后不能再署名发表文章，要从此隐姓埋名。时隔多年，李郁芬参与的成果获得1984年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85年又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2名获奖人员中，有李郁芬在内的原复旦“58中队”成员共4位。他们的重大贡献，终于为世人所知。

回到复旦后，李郁芬的科研工作并未止步，她参与了其他诸多科学项目。

她原来研究的是原子弹分离膜，从1970年代开始，她从事激光器件、激光光谱及激光医学方面研究工作。“其实是转了一个行当。”徐雷解释，也是因为祖国需要。当时，复旦从各个学科抽调力量来攻关激光，原本学化学的她，转入光学。

1970年，由物理系、物理二系及化学系抽调部分教师成立了“7051”科研组，李郁芬是大功率激光器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她领导的科研组在1974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染料激光器，这比国际第一台染料激光器只晚了约两年，这项成果于1977年获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

儿子曾疑惑：为什么我的妈妈对原子弹这么熟悉？

参与研制原子弹，李郁芬做好了当一辈子无名英雄的准备，面对最亲密的丈夫和儿子，也始终守口如瓶。

儿子张左之回忆，自己出生不久，李郁芬已加入“58中队”。小时候的他，有时会和父亲去接母亲下班，却不知道李郁芬所从事的具体工作。那时，李郁芬的科研工作极为繁重，时常深夜才回家，有时干脆住在学校，张左之和弟弟只能由保姆陪着。

到了读初中时，他出于兴趣，借来一本关于原子弹的书。那是由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莱斯利?R?格罗夫斯所写的《现在可以说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

见儿子看得入迷，李郁芬分享了些对原子弹的了解。张左之很纳闷：“为什么我的妈妈会对原子弹这么熟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在张左之记忆中，这一直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他也是通过各种公开渠道，才慢慢了解到母亲为国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妈妈总是做得多，不愿意表功，因此从不多谈此事。”

1980年代，李郁芬因研制原子弹获奖，尽管她很高兴地和家人分享喜悦，却依然不提当初的工作细节。“保密已经成了一种惯性，在她看来，这件事就是不能说。”张左之说。

在学生面前，同样如此。徐雷等复旦激光教研室的学生们只知道，系里有一个严谨、认真、刻苦的老教授。她不是博导，但时任校长的杨福家特批：李郁芬可以70岁退休。这时，学生们恍然大悟，原来她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

当后辈好奇问起原子弹，李郁芬总是笑笑。“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不要再提。”

“如果不去参与原子弹中关键的分离同位素技术的研究，李先生肯定能发表更多学术文章。”复旦教务处副处长应质峰说，因为名额稀缺和年龄原因，李郁芬没能获聘博士生导师。不过，李郁芬本人不以为意，仍潜心教学、指导研究生工作。她亲自指导许多博士生、博士后，所带出的学生有两位成为复旦的教授、博导，另有多人在国内外从事科技工作。

学生：李先生是我遇过最好的导师

每个人在回忆李郁芬时，几乎都会提到两个印象——校车和方便面。

几十年如一日，李郁芬每天坐校车往返于复旦和徐汇的家里。有阵子校车停运了，她就乘地铁到国权路站，再走过来。

在学校，她几乎都待在办公室和实验室里，中午只吃一碗方便面，办公室因此堆满一个个装泡面塑料袋的纸箱。做科研，李郁芬经常一干就是通宵。一次实验，从6月30日晚上做到7月1日，她笑言，“我又为党献了一份礼”。

她的生活极为简单，对待学术却又极为严苛。

徐雷在复旦读研时，李郁芬是所在的激光教研室“学术三巨头”之一。在他的印象中，李郁芬极为认真，极为严格，无论是开科研的会，还是教研室开会，经常都能听到她犀利的提问，她要求学生做的读书笔记必须规整。

1989年，应质峰回到复旦任教。当时，李郁芬已超过60周岁，但是依旧保持工作的状态。在她努力下，复旦成为四家单位之一，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支持，开展团簇研究。几年后，国外同类研究获诺贝尔奖。

“李先生一直很好学。”应质峰感慨，李郁芬七十多岁仍坚持到校学习、工作。为更好查找资料、参与科研，她还在古稀之年自学网络技术，那个紧盯电脑查看计算结果的老者背影，让见者至今都无法忘怀。

课题组里的师生参加会议或作报告前，李郁芬总要先听他们讲一遍，无论是PPT还是内容，都会指出需改进的地方。

1994年，现任复旦物理学系教授的赵利进入复旦攻读博士后，加入了李郁芬的课题组。他说：“我1999年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对方要求先提出一个研究方案。我写了初稿后，李先生帮我完善许多，包括英语句子在内。”

赵利说：“李先生是我遇过最好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