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专栏作者高德胜。
“制造业回流美国”，是美国政客长期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号。不止特朗普高举这面大旗，远在奥巴马12年前竞选时，打的口号也是“买美国制造，投奥巴马”，在其执政时期还提出了“美国再工业化”计划。
然而，制造业回流美国，终归是一场梦。或者说，那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更或者说，那根本就是忽悠底层选民的一个口号而已。
因为，以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为支柱的美国经济生态，已经不是适宜制造业生存的土壤了。
美国早就不屑挣辛苦钱了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之本。从古典经济学来说，只有像制造业这样的经济活动，才创造真实价值。
美国还没崛起为世界经济霸主时，曾经踏踏实实地在工业和制造业上下过苦功夫。众所周知，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发源，英国首先成为世界工厂。二十世纪初，美国接过电气技术革命的第二波工业革命浪潮，各种工业发明领先世界。在世界忙于一战时，美国躲在一边“闷声发大财”，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一战后彻底取代英国、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稳稳占据世界经济第一的宝座。
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GDP几乎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美国制造业产值，按联合国1948年发布的《世界经济报告》，全球制造业产值美国几乎和“其他国家”两分天下。
美国延续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上世纪60年代以来继续引领以计算机、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浪潮，进一步巩固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伴随美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崛起，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一手打造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从此，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建立在美元体系之上。
与此同时，以全球投资为特征的全球化潮流席卷世界。美国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携手走向世界，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它国家转移，并寻求更大的市场。美国的工业资本在世界获取了超额垄断利润，这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外流，也由此形成了美国工业的“空心化”。如今，美国制造业产值在GDP中占比仅在11%上下。
伴随制造业的外流，传统的美国工业地区如今成为了“铁锈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三大汽车巨头的相继迁离，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世界汽车之都”底特律一度陷于破产境地。美国民众看到的是，外国进口的商品占满几乎所有市场的货架，挤掉了他们曾经生产的货品。
有人会说，美国依然是世界制造业强国，并拿出美国在世界500强中制造业巨头数量和影响力作为证明。但如果你看美国这些制造业巨头的生产基地，其实是遍及世界各地。它们与其说是美国的制造业，毋宁说是挂着美国标签的世界化工厂。
美国早已不靠传统制造业赚辛苦钱了，而是通过高科技和金融在全球的垄断地位赚取“聪明钱”。
美国是全球创新中心，特别是在原发型创新方面领先世界。自由的研究氛围，深厚的科研基础，使美国成为全球顶尖科技人才的集中地。这使得美国一直引领现代科技的潮流，美国的芯片技术、航天技术至今独步天下。美国凭借科技原发优势，占据世界科技创新的制高点，通过技术垄断，获取全球价值链最顶端的研发、设计收益，并锁定超额的利润。
而随着美元长期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更使美国拥有了无敌的“嚣张特权”。“储备货币赋予一个国家不可思议的力量。凭借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有权将所需要的美元交到美国人的手中”（达利欧）。利用美元特权，它可以在全世界剪羊毛，像吸血一样榨取他国财富，让美国大饱私囊。
自从拥有了美元这一利器，特别是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世界再也无法阻挡美国印钞的脚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解决危机的不二法门。在2020年应对疫情危机中，美国更是把印钞的绝技运用到无底线的地步，短短几周内美联储发行的基础货币就超过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十几年积累的外汇储备，或英国全年的总产值。
美国一手发债、一手印钞的操作，保证了美国从不用担心“缺钱”的问题。借助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实际上是在躺着挣钱。
美国金融业的影响力迅速膨胀，成为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第一产业，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逐步成为美国经济、政治的主导力量。他们可以用金融的力量和资本的运作，轻松地在全世界赚“快钱、巧钱”。
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股市在美国经济中越来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股市投资成为美国人创富的又一捷径。以2020年末美国股市估值来算，美国股市总市值已接近美国GDP的200%（全球股市市值与全球GDP之比约100%）。而股市与美国实体经济表现也越来越背离，美国经济日益脱实向虚。
美国经济以高科技和金融作为支撑的特点，决定了美国无需以庞大制造业作为基础，美国制造业外流也就是必然了。
美国通过高科技创新，获取产业链最高端的收益，而将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等布局在劳动力成本更低、产业链配套更齐全的其它地区，对于资本来说是绝佳选择。
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属性，全球依赖美元作为对外贸易的计价与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决定了美元必须持续对外输出，才能保证世界其它国家能够持有美元。美元的持续输出，要求美国必须大量进口并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美国必须源源不断输出美元，而世界必须源源不断向美国输入商品，这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前提。也就是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属性，与生俱来就带着排斥制造业的基因。
制造业成就了美国经济霸主地位，把美元推向了世界货币的“宝座”；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却天然要求美国不能成为制造业大国。二者不可得兼，制造业终被美元反噬。笔者把这称为“美元的诅咒”，也是制造业回流美国无法逾越的内在矛盾。
产业链再造是个功夫活
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幸灾乐祸地说，“这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向美国回流”。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更是提出，美国政府可以为美国企业撤离中国的成本“买单”。
政客的话管不了企业的脚。2020年12月，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约82%的美企表示未来3年不会将生产迁出中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的很实在：搬迁并不是将各种设备打包装箱，运到太平洋另一头那么简单。相反，企业要为此付出高昂的转移生产的成本。
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是经过长期生产经营的磨合与打造形成的，也是由市场潜力、产业配套能力、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成熟度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这不是一家两家工厂那么简单，而是一套完整的产业生态。
不是没有企业尝试赴美投资设厂，比如富士康。在特朗普几番盛邀之下，2017年7月富士康宣布未来4年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生产10.5代液晶显示屏，项目将最高满足13000人就业。作为“制造业回归”的象征，这个项目被特朗普寄予厚望，甚至将该项投资赞誉为“世界第八奇迹”，2018年工厂开始建设时还亲自跑去为工厂奠基。然而3年过后，工厂所在地只有一座毛坯厂房。
首先遇到的是产业链配套问题，由于美国特殊玻璃制造商康宁公司不乐意跟着在威斯康星建厂，也没有其他相关零配件的上游供应链产业集群，原先计划的10.5代只能缩水为6代。此外工厂还需面对征地谈判、环保组织反对、当地政府换届导致建厂协议与政府优惠政策取消等棘手纠纷。原本计划2020年开工的富士康威斯克星工厂至今仍然是一座孤零零的厂房。
更典型的例子是苹果。2012年苹果CEO库克宣布将在美国生产高配的Mac电脑，这将是首个由美国工人生产的苹果产品。当苹果公司开始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生产这款售价3000美元的电脑时，没想到一颗小小的螺丝让苹果公司费尽周折。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链工厂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定制螺丝，但在得州与苹果合作的工厂一天最多生产1000颗螺丝。最终，苹果公司不得不从中国订购大批螺丝。
这也正是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一再施压要求苹果公司将手机生产线迁回美国，但始终被苹果公司一口回绝的原因。
苹果表示，中国制造不可替代，如今苹果产品的大部分零件都是在中国制造，中国拥有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足够多的劳动力以及足够达到苹果要求的制造水平，能让苹果在最短的时间内量产数量足够的iPhone产品。库克指出：“我们的产品需要最好的工具，再加上材料，它会成为艺术，中国的技能非常高，我不知道在美国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别说美国，就连苹果手机尝试在中国之外如印度和越南设立生产车间，在投产后也发现困难重重。富士康前高管表示，印度和越南与中国的差距是全方位的。
这也解释了特斯拉为什么一定要到中国设厂的原因。特斯拉原本在美国生产，但受困于供应链成本高昂，产能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还面临坏品率低、产品退订等诸多麻烦，经营长期亏损，濒临破产边缘。去年以来美国疫情蔓延，特斯拉在美国的多间工厂被迫停产。
2018年6月特斯拉宣布在上海建厂，2020年1月7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项目建成投产，第一批国产版Model3正式交付，ModelY项目也开始启动。中国供应链的完整和成熟是特斯拉特别看重的，比如其所在的临港新区聚集了一大批本地供应商，能够满足大部分配件需要，仅此一项就能节省大量成本。落地中国使亏损了十几年的特斯拉终于翻身，并一举把马斯克推上世界首富宝座。
几十年的制造业外流，导致美国重振制造业的产业链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要再造完整配套的产业链生态，岂是朝夕之功？
与此相关的还有基础设施老旧问题。一场暴风雪使美国德克萨斯州电力供应瘫痪，数百万人数日内在严寒、饥饿、缺水中遭受煎熬而叫苦无门，暴露了美国电力设施的脆弱。实际上，不止电力系统，美国的公路、铁路、机场、通讯等基础设施都已年久失修，状况堪忧。特朗普曾批评美国的基础设施好比“第三世界”，奥巴马政府一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分析报告》指出，美国约有65%的主要道路亟待维护或重修，25%的桥梁无法满足交通需求。
劳工是个大问题
美国是服务业占主导的社会，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基本在83%左右。美国发展制造业所需的适宜的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均难以满足。
如今的工业制造体系，早已不是上世纪那种劳动力密集的手工作坊式工厂，而是高度自动化、专业化、信息化的生产线。要维持这样的高科技生产线的运转，需要大量掌握一定专业和操作技能的熟练工人以及工程技术人员。
对于苹果公司为什么拒绝将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苹果CEO库克表示：“生产苹果产品需要最先进的机器和许多懂技术会操作的工人。在美国，你和模具工程师开会时，不知道能不能坐满一个房间；但在中国，可以填满好多个足球场。”
苹果的中国供应链可以一次性提供至少25万名技术熟练的装配工人，这在美国绝无可能。富士康在美设厂就遭遇招工难，不仅报名者寥寥，而能够通过必要技能考试的应聘者更是少得可怜。
美国的一般劳动阶级，更愿意选择技术要求和劳动强度不高的简单服务行业，如果要他们学习操作技术，还需要一丝不苟地趴在复杂生产线上劳动，他们宁肯待在家里享受失业救济。
美国高等教育阶层热衷于商科和金融，最受大学生青睐的前10大本科专业，没有一个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学科。学STEM，那是留学生的事。加之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规模较小，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养成大量的工程师。
劳动力素质和数量还仅是问题的一小部分，更令美国制造企业伤脑筋的是强大的工会力量和难缠的劳资关系。
美国的工会体系，经过长期发展，已经不再是当年单纯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的组织了，而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利益组织，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工会制度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阻碍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而作为美国制造业重要代表的汽车工业，则不仅被阻碍了发展，而是险些被断送。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通过组织大规模罢工和暴力冲突，与美国三大汽车巨头进行长期博弈，且每每占据上风。
最近的一次大罢工，是2019年9月16日由UAW组织的美国通用汽车工人大罢工，在美国的通用汽车33个工厂和22个仓库的约4.9万名工人参加。这次罢工导致通用汽车在美国的工厂全部瘫痪，造成36亿美元的巨额损失。最终通用汽车不得不妥协，为达成协议，通用汽车每年将增加1亿美元劳动力成本。
由于工会的保护，美国汽车工业体系里的工人，不仅享受着高时薪、高福利，还能获得可观的年度利润分成。数据显示，2006 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工人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4 万美元，比同期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9.6 万美元）还高出46%。
为保住会员的高工资、高福利和工作岗位，UAW不允许美国汽车公司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进行业务重组、引入新技术，裁员就更难。而且即使裁员，被裁员工享受的待遇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被裁工人可拿到95％的工资，福利不变且没有时间限制。
强大的工会力量导致美国汽车工业的高成本，最终使美国车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2009年4月30日，克莱斯勒汽车宣告申请破产保护，最终被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集团合并整合为菲亚特-克莱斯勒。2009年6月1日，通用汽车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组织重整，由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接管。福特虽然没有申请破产保护，但也元气大伤，其在2008年2月通过提前退休裁员9000人，再加上2006年和2007年的裁员，福特总裁员人数达到了3.36万人，并因此付出了153亿美元的代价。
因此，马斯克直接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指为“摧毁了曾经辉煌的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刽子手”。
美国汽车工会是美国工会组织的一个代表，美国汽车业遭遇的困境也是美国制造业现实窘境的一个缩影。美国有两万多个地方工会，如今，工会组织已经演变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成了为工人提供铁饭碗的强势组织。劳工关系成为美国投资制造业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
社会中下层的绝望
美国经济以高科技和金融业作为支撑，习惯于赚“聪明钱”和“巧钱”，只能是极少数精英人士的游戏，与一般大众无缘。科技创新属于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精英，而金融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精英的专利。美国的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精英分子手中。
美国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没有能力跻身科技和金融的殿堂，也就无法参与美国如火如荼的创富活动，无缘享受美国财富快速增长的成果。他们的收入增长有限，生活水平没有大的改观。他们成为了被财富“抛下”的群体。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研究指出，在过去30年里，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收入排名在后50%的就业群体实际收入出现下降的国家。美国的这一现象导致“绝望”情绪在白人劳工群体中蔓延，他们成为反全球化的拥趸。
即便是美国中上阶层（资产净值超过全美50%人群，但低于10%人群），也感受到了收入停滞带来的压力。他们的收入增长率开始落后于社会经济阶梯上其他较低阶层和较高阶层的收入增长率。
美国曾经标榜和津津乐道的社会“橄榄形”结构已经改变。这正是几年前“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的原因，也是美国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思潮的社会基础。
“制造业回流美国”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它不过是政客们争取选民的口号而已。今天的美国，像极了一个吃青春饭的失足女子，眼看青春不再，原来的生计维持不下去了，才想起自力更生，却发现早已四体不勤，又身无别艺。一入风尘深似海，回头已是百年身。从良哪有那么容易？
作者简介：高德胜，资深金融业者，经济学者。西安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伦敦CityUniversity 金融EMBA。专注于中国宏观经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研究，在《世界经济》、《中国金融》、《中国发展观察》、《财经》等核心期刊及《经济日报》、《环球时报》、《金融时报》等国家级媒体发表研究文章数十篇。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