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既面临着日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同时在产业基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市场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增强在全球产业中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新工业革命为中国制造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的并跑、领跑提供了历史机遇。

2005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格局呈现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快速崛起的特征，但2015年以来的变化趋缓。由于中等收入国家国内供给能力的增强、市场的扩大，以及“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呈现“缩短”的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制造业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2005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高收入国家占74.5%，中等收入国家占25.3%，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占20.8%，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占4.4%，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极低，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全球的0.2%。

此后的十余年间，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2018年的53.8%，而中等收入国家提高到2019年的46.7%，其中尤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变化为大，提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提高0.2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但2015年之后，无论是发达国家比重的下降还是中等收入国家比重的提高都大幅度放缓。

从制造业的地域分布来看，呈现出由北美、欧盟、东亚和太平洋三足鼎立到东亚和太平洋明显占优的变化趋势。2005年，北美、欧盟、东亚和太平洋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分别为23.8%、24.3%和31.5%，到2017年北美比重下降到17.8%，欧盟比重下降到2019年的16.8%，而东亚和太平洋比重提高到45.6%。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高收入国家以外的国家提高明显，从占全球的12.2%提高到32.4%。世界其他地区中，南亚占比从2.1%提高到2019年的3.7%；中东和北非占比基本保持在3.1%水平，而拉美和加勒比虽然在2008—2010年间有明显提高，但2019年比2005年降低0.6个百分点，撒哈拉以南非洲提高0.2个百分点。

制造业在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区域的分布状况变化反映了各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变化，而这一点又在各区域和国家的全球出口份额上表现出来。从不同收入分组国家来看，2005—2018年间，高收入国家制成品出口占比从77.13%下降到68.01%，中等收入国家制成品出口占比从23.31%提高到31.47%，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占比从19.64%提高到26.9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占比从3.58%提高到4.43%。

但2015—2018年间，各收入分组国家制成品出口比重基本保持了稳定。从不同地区国家分组来看，2018年世界制成品出口国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中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分别占全球制成品出口额的42.00%和39.74%，其次为北美占8.95%、拉美和加勒比分别占8.95%和4.11%；中东和北非、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占比较低。

2018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制成品出口份额相比2005年提高7.37个百分点，但与2015年相比变化不大。欧洲和中亚地区2018年制成品出口份额比2005年下降4.96个百分点，但相比2015年提高1个百分点；北美地区2018年的份额比2005年下降2.96个百分点，比2015年下降1.37个百分点；南亚地区2018年份额比2005年提高0.77个百分点，但比2015年略有下降。

从不同类型产品出口的地区分布变化来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欧洲和中亚是制成品（包括资本品、消费品和中间品）最主要的出口地区，其次为北美。而原材料出口的地区分布相对比较平均，最高的欧洲和中亚占比在30%以上，东亚和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北美均在10%以上。2015～2018年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资本品、消费品、中间品和原材料出口占世界比重均有所下降，而欧洲和中亚地区上述四类产品占世界比重均有明显提高。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北美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原材料出口占比分别提高1.3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2.7个百分点。

近年来，世界制造业价值链呈现“缩短”的趋势。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几乎所有商品生产价值链中的贸易强度（即总出口与总产出的比率）都有所下降，全球跨境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已从2007年的28.1%降至2017年的22.5%，而且在那些最复杂和交易量最大的价值链中，贸易强度的下降尤为明显。计算机、运输设备、汽车、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化学、纺织和服装、家具等产业在2000—2007年间的贸易强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2007—2017年间则普遍出现了下降，创新型复杂产品的下降幅度相对更为明显。

全球价值链的缩短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国内创新能力提高，国内配套能力增强，许多中间投入品实现了国内生产而无需到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根据WITS数据库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8年，中国出口商品中资本品的比重从42.18%提高到45.92%，而进口商品中资本品比重从48.47%下降到40.11%，中间产品比重从24.73%下降到20.32%，表现出中国资本品与中间产品自给能力的增强。

二是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本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更多本国制造的商品就地销售而不是出口到国外。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显示，由于本国消费者的购买增加，印度出口服装占最终产量的比例从2002年的35%下降到2017年的17%。

三是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技术的不断成熟，“机器换人”更加普遍，产业的资本密集度、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原本容易实现全球劳动力成本套利的产业链布局在一国内部也变得有利可图。美国等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推动的制造业回流也对全球价值链缩短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生产靠近市场带来的供应链响应速度的提高，美国发起的一系列贸易摩擦，购买本国货的“溢价”，价值链本地化对供应链韧性的改善等因素也在全球价值链缩短中发挥了作用。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在2010年之后均呈下降趋势，低技术和中高技术制造业呈现从下游向上游转变的趋势。但总体上，中国对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

用半导体及相关产业、航空航天产业、光学影像和医疗器械产业、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机动车零部件和发动机等典型产品代表创新密集行业，2018年中国创新密集型行业进口和出口比例分别为26.0%和15.9%，其中进口供给率最高的美国、德国、法国创新密集型行业对中国的影响比例分别为92.3%、45.8%、47.2%。

产业在大空间尺度的分布是无数企业生产区位布局决策的集中体现，而企业选择将生产经营部门或价值链环节布局在哪个区位是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量。企业的经营过程就是组织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在市场中进行销售，从而获得收入和利润。这个过程中涉及到要素价格、要素组合的效率，以及与生产组织、销售过程相关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不同的产业所需的要素投入及其组合不同、市场不同、运输成本不同，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选择在不同的区位进行布局。也就是说，生产的空间格局取决于产业的内在特征与运行规律，同时也会受到技术变革、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外部冲击、国内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每一种产业、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特定的生产要素投入。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制造环节需要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加工产业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自然资源；高技术产业和研发设计环节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而各个国家和地区通常具有不同的要素条件和资源禀赋。因此，如果产业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就会选择根据产业与产业链环节的要素投入差异将其布局在最具资源禀赋优势的区位，以使得最终向用户交付产品的成本最低。

资源禀赋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高级生产要素会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源的投入而发生改变。例如，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必然随之上涨，原本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会逐步削弱，导致相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如果该国家或地区又积累形成新的优势要素（如熟练工人、工程师），则会加强对其他产业的吸引力，形成国内产业的更替。因此，制造业的产业格局会随着地区间资源禀赋的变化而改变。

此外，经济的发展还会带来用户需求、市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布局决策。靠近大规模的市场，不但能够节约运输成本，而且能够更加了解当地需求特征，对需求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在一些情况下，靠近市场可能由于要素组合不是最优、规模经济没有充分发挥而造成生产环节的成本不占优势，但是运输成本的节约和供应链的灵活性仍然会使本地化成为整体更优的选择。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对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是通过改变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品的流动性发挥作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土地以及附着其上的自然资源、区位条件完全无法流动，人力资本的流动受到各国边境管理和国内就业规定的限制。相比之下，最终产品、资本、技术的流动性较高。

要素和产品的流动性越高，各个产业和产业的各环节就会越按照其要素投入特征与各国（地区）资源禀赋的匹配性，以及目标市场、运输成本等经济因素的综合考虑来布局生产能力；反之，当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受到阻滞时，经济因素在产业区选择中的作用下降，如何使生产活动能够进行，以及市场能够获得需要的产品成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受到各国政府不同程度的管制，以及国际经贸规则的约束。

二战以来，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推动下，资本、技术和产品的流动性提高，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生产区位，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或产品内分工的格局。

但事实上，虽然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但阻碍全球化的因素一直存在，且在一些时间段有所加强，经济全球化不时出现逆流。例如，战后的“巴统协定”“瓦森纳协定”一直对一些国家的高科技产品进口进行限制；世界各国也都在利用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加强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因政治、军事、法律等原因对产品出口实施限制或对某国实施禁运也时有发生。各主权国家采取的对研发、产业发展进行补贴等产业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要素价格、供给、需求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和全球产业的空间格局。

技术变革从多个方面影响全球产业格局。一是影响产业结构。一些新技术的商业化会形成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对原有的产品或服务形成替代，从而形成新产业。颠覆性的变革不仅会在具有传统产业优势的地区产生，甚至原有的优势还会形成对新技术发展的阻碍，优势企业本身也存在着阻碍创新的战略刚性。例如，支票、信用卡不普及的中国成为移动支付最普及的国家。

二是影响资源禀赋。技术的发展会使资源的重要性发生改变，一些以前重要资源的作用下降，一些曾经没有价值的资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造成一些原有资源优势地区的产业衰落，新要素丰富的地区的该要素密集型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工业革命以来，能源经历了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经过核能，再到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过程。知识、技术、管理乃至数据也逐步进入曾经由资本、劳动、土地等天然要素构成的生产函数。

三是影响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是影响企业向用户交付产品最终成本的重要因素，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总体上使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生产接近用户的重要性逐步降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离岸外包以及产品内分工的重要推动力，即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发展带来的成本下降，使得生产环节在全球分布，并最终在一个地方组装成最终产品，在经济上更加有利可图。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仍在继续推动交易成本的快速降低。

四是影响产品的形态与生产、交付方式。例如，机器、流水线的出现使大规模生产、连续化生产代替小规模、分散化生产，生产要素集中的现代工厂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可再生能源具有分布式特征，改变了传统电力生产集中式的特征。再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制造与服务、硬件与软件的深度融合，一些原有依托物质载体存在的产品（如音乐、影像）可以完全以数字化的形态传递、交付、使用。企业可以从向最终用户交付实物产品转向借助互联网远程提供服务。还有一些产品可以实现产品原型的数字化传输和在用户端通过3D打印等技术实现物质形态的复现。

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外部冲击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这些因素会剧烈地改变短期供给和需求，使全球供应链遭到破坏，进而对生产要素的组织调配、生产的区位选择等方面产生影响。

例如，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中东主要产油国大规模削减产量、减少供应，造成发达国家石油供应短缺、价格暴涨。此后，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应对石油供应中断风险，另一方面开始推动能源节约技术，发展可替代能源产业。又如，日本是世界主要汽车零部件、电子元器件供应国，2011年3月日本福岛地震和海啸造成日本国内企业的大面积停产，一些关键汽车和电子零部件严重供应不足，影响到全球许多汽车整车厂的生产，也推动一些跨国公司考虑供应链供应来源的多元化。

在生产全球化水平低、各国之间主要开展产业间分工的时期，由于外部冲击大多是局部发生，因此它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也多是区域性的。但是在生产高度全球分工的阶段，世界各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环环相扣，相互之间高度依赖，特别是汽车、电子等产业的产品复杂度高、产业链长、国际化水平高。高度细化的全球产业分工在显著提高生产的总体效率的同时，也使产业链、供应链变得更加脆弱，一旦由于外部冲击造成某个国家的生产受到冲击，全球整个产业都可能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