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闫大鹏这次是带着一份科技成果来参加全国两会的。

前不久，他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团队，攻克多个系统核心技术难题，联合相关单位研制出我国目前最大功率的工业光纤激光器。这也是全球第二大功率的工业激光器。

“从签订研发协议到产品交付，整个过程只用了6个多月的时间，年轻的科技人员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最终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局面，大大提升了我国大型装备制造水平。”闫大鹏说。

会上，闫大鹏将这则研发故事分享给更多代表。他说，这说明企业是可以成为创新主体的，也说明青年群体是国家科技创新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多次提到科技创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现场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科首席专家沈泉听后精神为之一振。他说，不管是对创新型企业，还是对有志于科技创新的年轻人，聚焦国家最紧迫的需求并为之努力，就是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最佳方式。

科技创新主战场在哪儿，青年主力军就在哪儿

科技创新主战场在哪儿，青年主力军就在哪儿——这是沈泉几十年来从事科研工作的心得。

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以测控通信系统为例，中国电科一代代青年科研人员，进入航天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承担我国深空测控通信天线系统的研制工作，攻克多频段大功率高效率馈电、天线高精度指向及跟踪等关键技术，研制的上百套航天测控通信天线系统遍布多地，技术性能及可靠性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高级工程专家、四院科技委常委袁斌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进入航天系统工作已有26年。他长期从事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工作，全程参与我国首个全固体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为填补技术空白，让中国航天能够向前迈出一步，袁斌和团队做过的试验不计其数，以多项技术突破让中国航天在多个技术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袁斌十分注重对高素质青年设计师的培养。如今，他所在团队具备硕士以上学历的近96%，平均年龄34岁。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年轻人得到了锻炼，那些科技硬骨头也“啃”了下来。

“科学探索的无人区，就是我们奋力奔跑的赛道，也正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奔赴的地方。”袁斌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对此有同感，他告诉记者，战略科技领军人才是科学帅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中的“关键少数”，终归要从科技创新主战场中涌现出来，从科技创新主力军中成长起来。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锤炼人才的“磨刀石”

当前，各方都在盯着文凭高、技术精、掌握尖端科学知识的人才。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还面临一些挑战，其中一个就是重点产业科技人才储备不足。他说，2020年，我国重点产业人才缺口超过1900多万人，预计2025年，这个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成为制约我国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瓶颈。

他还提到，在基础研究领域，顶尖人才“育不出、引不来、留不住、用不好”，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突出问题。

“在一些行业，因薪资待遇、职称评定等问题，甚至出现顶尖人才‘弃研从政从商’的现象。”赖明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毫米波遥感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董胜波还发现另一个原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存在缺乏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供需不匹配、创新资源存在“孤岛现象”。这也难以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他就此建议以国家战略需求为主导，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机制，共同打造开放协作共享的创新平台，既可以解决全链条协同创新力不足的问题，也是探索科研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效途径。

他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例，应针对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需求中涉及的基础科学以及交叉学科问题，形成科研机构和高校优秀团队等组成联合团队，针对问题从原理和机理上进行深入研究，有可能在国家战略领域产生颠覆性创新；应用研究则是重点解决产品化进程的关键核心技术及“卡脖子”问题，需要产学研用密切配合，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探测等新兴应用中占领先机。

“打造开放协作共享创新平台主要是针对应用基础研究，积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创新的集中优势，实现创新资源整合。”董胜波说，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人才协同攻关、深度融合，其作用才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他认为，应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颠覆性技术领域，组建以青年科技人才为主体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平台，培养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锤炼人才的“磨刀石”。

“我国每年产生600万至700万名工程师，在应用研究上有巨大优势，但核心竞争力还是要体现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这对解决‘卡脖子’问题意义重大。”董胜波说。

让更多高水平战略科技领军人才冒出来

袁斌说，从“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到当前航天重大工程项目的集中攻关，这些事例都表明，只有不断加强原始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这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协同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袁斌说。

赖明建议，要加强科技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完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和体制机制，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评估我国科技人才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中长期科技人才培养计划，指导推进相关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农工党中央常委张全说，高水平战略科技领军人才的成长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他们往往年轻时会先在某个“点”爆发，在某一细分领域有突破，而后在视野更为广阔的项目和平台中经受历练，走向宏观领域。这个过程不但培养了他们的眼界，也提升了他们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

“高水平战略科技领军人才不但需要具备非常大的潜力，也需要好的社会发展环境提供机会，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和科技人才的成长是相互作用的。”张全说。

姜耀东从高校的角度分析，要积极搭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载体平台，将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科研院所人才培养与重大科研项目计划、重大工程项目相结合，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创新型、复合型、战略型青年拔尖人才，对有发展前景的重大科技研究、转化、孵化给予重点扶持。

赖明则提出，高校、院所、企业可以“三管齐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交叉合作，围绕国家重大发展需求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求，发现、培养“高精尖缺”人才和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

“我们要放手使用青年人才，让更多优秀青年科技骨干勇挑科技重担，通过稳定的科技创新资源支持、更多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完善的待遇保障机制，激发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赖明说，加大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支持力度，至关重要。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柔性电子前沿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黄维提醒，人才培养作为国之大计是一个长期过程，科技人才作为具有成长性的科研力量，必然会有领域不同、经验之别、年龄之差，在培养阶段将“人才”进行三六九等的分裂，进行“拔苗助长”和“特殊灌溉”的行为不值得提倡。

“聚焦战略人才力量，不是放弃对常规领域的发展或区别对待，而是对国家近中远结合的科技创新战略布局下的专精和急需发展的学科进行人才力量的支持和强化，从而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长足发展。”黄维说，在地方科技发展中要注意平衡搭配，进行合理的统筹规划，防止极端现象产生，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