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造业转型，正在迎来一个关键时刻。
首先是全球制造产业链的结构性调整。过去30年欧美负债消费，中国加工制造，资源国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制造贸易循环链条，似乎正在断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进行工业4.0升级，日本发布制造业白皮书，都预示经历了2008年金融泡沫后，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动能的趋势。
其次，中国制造面临的国内要素供给环境产生了变化。劳动力价格增长，土地升值，人民币虽然当下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但贬值未到出清点。偏此时国内经济又整体减速，2016年将重点清理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各类重压相叠加，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带来了重重阴霾。
广东是中国贸易进出口和制造业最密集的省份。《财经》记者选取东莞和佛山两市进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调查，意在观察这样一种正在进行的变化：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将经过什么样的途径，是自身科技研发助力，是技术引进融合，还是区域间合作，或者制度要素助推，能使得制造业产生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以承载中国制造业转型顺畅实现？
按照制度演进的逻辑，思考改革关键点问题的逻辑起点，应当是分析哪些改革能够保证真正转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可以获得比不转型企业、不创新企业更高的经济回报。而从制度发力的角度来看，未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是中国制造业需要补的三堂课，一是严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二是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三是完善的企业信用体系。用制度要素进行助推，将是保证中国制造业转型的终极因素。
——编者
东莞：中国制造的转型时刻
东莞市厚街镇上，华坚集团“世界鞋业总部”的高楼依然耸立，但该企业已将六条制鞋生产线和鞋材厂搬迁到埃塞俄比亚，在那里，约有3500名埃塞俄比亚青年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碌。像华坚集团一样，这几年厚街镇陆续有鞋企外迁东南亚或中国中西部。
“世界鞋都”厚街镇部分工业区看上去没了往昔的热闹。六家搬走鞋厂留下的老旧厂房已被粉刷，成了寮厦皮料市场。一家挨一家皮革店堆积如山的皮料，仿佛可以看到昔日鞋厂的繁盛。
30年繁盛的加工贸易式微。中国制造似乎也陷入最逼仄的时刻：需求“天花板”和成本“地板”的夹缝；外资高端制造回归发达国家与中低端制造部分外迁印度、东南亚的“夹击”；“去产能”和转型升级的双重挤压；工业4.0浪潮的冲击带来的，不仅是面对高级人才匮乏的煎熬，也要直面低端人力短缺的尴尬，更要为“工业2.0”、“工业3.0”的缺课而承受重压。制造业逼仄的天空，弥漫着灰色的雾霾。
过去30年欧美负债消费，中国加工制造，资源国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大循环链条，似乎正在断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日本的制造业白皮书，都预示经历了2008年金融泡沫的爆破后，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动能的趋势。
恰逢此时，中国制造却遭遇强大的逆风：全球需求疲软、国内经济减速、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各类重压的叠加，让制造业企业在逼仄的天空下艰难寻路。财新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包含了更多民营企业，官方的PMI偏重大型国有产业。两个数据均显示制造业连续数月在荣枯线以下。
东莞走在中国产业转型爬坡的最前沿，被视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尽管有上述种种转型问题，记者在东莞调研发现，制造业转型逼仄的天空已初露曙光。机器换人、智能制造设备更新、互联网渗透工业流程、商事制度改革激发了创新热情，一些新的转型苗头正勾勒出中国制造从低端向中高端寻路的轨迹。
受访的业界专家均表示，或许，经济低迷、重压叠加的时刻，正是催生技术革命和企业转型升级的最好时期。焉知最坏的时代，不是制造业“蝶变”的最好时代。
“东莞制造”爬坡转型
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开始，经历七年的“腾笼换鸟”，东莞产业转型升级已走入深水区，制造企业出现明显分化：那些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转型企业，已经从工业1.0走过2.0达到3.0，进行了几轮升级迈向中高端；一部分企业这两年受成本等综合压力难以支撑，开始转型求生；一部分有国际市场的代工企业外迁中国中西部或东南亚、非洲等地，寻求低成本洼地；一些挣扎在微薄利润边缘的企业无力转型已经倒闭；仍有一部分企业在各种因素夹击下依然纠结，“不转会死，搞不好会不会转死”，基本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转型升级的能力。
东莞上世纪80年代主要承接香港纺织、制鞋箱包、玩具等传统制造业； 90年代，台湾及日韩IT制造业大举进入，东莞逐渐形成以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并成就了“东莞塞车，世界制造告急”的制造工厂地位。然而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让“东莞制造”从30年欢愉之梦中惊醒，欧美订单萎缩，人工成本攀升，没有研发能力、没有自主品牌、没有市场渠道，成为“东莞制造”之痛。
思略特大中华区总裁徐沪初对《财经》记者表示，2008年暴发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积累的潜在产能过剩压力逐渐显现，然而随后的“四万亿”经济刺激，使产业错过了一次较好的转型升级契机。如今制造业企业面对的转型空间更为逼仄。
关停或外迁企业大多是当年从台湾、香港等地转来的，以服装、纺织、鞋帽、家具等传统加工贸易为主，也有部分电子代加工企业。东莞1万多家外资企业，每年都有从事低端代工生产的外资企业关停或搬迁。2015年，台资企业万士达、联胜关闭东莞工厂，为三星代工的东莞普光相继停产。
然而，在这些企业关停的背后，一场技术革命和制造业革新也正在进行。以石碣镇为例，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采取机器换人、引进技术等方式就地升级。
东莞石碣镇被称为“中国电子产业名镇”，云集着一批电子企业。2015年机器换人和机械装备自动化在这个镇蔚然成风。走进五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机器轰鸣的车间，墙上贴着“机器换人”的前后对比表，改造前产量7200支/天，改造后11.7万支/天；合格率改造前90.2％、改造后98.5％，提升了8.3％。电脑控制的机器手在有序地摆动，偌大车间工人很少。
该公司董事长蔡志浩指着一排控制电脑说，“过去这些活全靠手工操作，员工容易打伤手，眼睛也容易疲劳。” 他计划继续改造工艺流程，将来要搞类似丰田汽车那样的组装车间，机器自动作业，几乎无人操作。
这家生产高端多层电路板、HDI手机板、柔性电路板等产品的企业1993年创办，拥有梅州、深圳、东莞三大生产基地，5家子公司,员工6000多人。从2008年金融风暴开始，这家企业就开始转型升级，以高品质和新工艺的开发，控制成本走出了金融危机。2010年投资10亿元成立东莞市五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并定位为手机HDI电路板高端产品，实现了整体升级。最近三年，五株投入了十几亿元引进最新设备，替换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蔡志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人工总成本每人每月大概是5000元左右，两班倒一个岗位就是1万元，一年就是10多万元；而购买或改造一套设备需投资30万至50万元，差不多三年多可收回成本。
蔡志浩说，“我微信朋友圈的很多同行都是早期一起从作坊开始打拼起来的，经过几轮爬坡转型，一些无力投资技改的退出去了。”
在制造行业，有品牌、有市场，或者有资本实力上规模的大企业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引进高端设备，更新工艺流程，活得不错；没有资金和社会资源能力，没有自主品牌的中小企业则被同行大企业兼并收购，沦为品牌企业的附庸，成为它们的代工厂。成为产业链条上的代工厂还算幸运，那些没有被吸纳到产业链条上的中小企业则只能搬迁或倒闭。
“市场就那么大，小企业被挤死了，目前行业寡头经济的趋势值得关注。” 蔡志浩说。
在生产着全球30％羊毛衫的小镇——东莞大朗镇，传统织机在几年前纷纷改为半自动织机，最近两年又多改为电脑织机。记者看到车间里每个工人可以操控七八台电脑，每台电脑可操控近十台织机。自动化控制设备改造了工艺流程，也让私人定制的小批量羊毛衫销量很好。
东莞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东莞已有六成工业企业进行了“机器换人”，2014年东莞启动“机器换人”计划，总投资超过62亿元，减少用工约4万人；2015年1月－11月，东莞全市工业技改完成投资额204.4亿元，同比增长114.5％。2015年预计东莞市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2％、7.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47.0％、36.0％。
高端设备和更新的工艺流程更使东莞形成的区域性产业集聚效应突出。
长安、塘厦、松山湖、大朗、虎门各镇产业聚集各具特色，区域内上下游合作的产业群优势更为明显。由于东莞制造业机器换人市场大，一些专门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搬到东莞，针对不同的集群生产不同的机器人设备，研发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和工业机器人装备制造商约70家，机器人企业数已占全国总数的10％。如今松山湖已是智能制造装备研发力量集聚区，这里寄望打造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松山湖长盈精密技术公司今年还计划打造东莞第一家无人工厂。
“机器换人”缓解东莞制造业企业用工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局面，这只是表象，自动化设备的大量应用，使工业服务业乃至工业互联网逐步渗透到工业体系，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经历着一场变革。如今制造业周期犹如过山车，传统程序被抛弃的速度越来越快。东莞一些企业开始向工艺设计、增值服务、电子商务等下游延伸。
东莞站在了转型的风口上，正经历着一个“痛并快乐”的转型期。受访的一些业界专家表示，中国必须借全球产业转移之机，以中高端制造占据一席之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中，这是未来中国制造的升级之路，而网络技术正在催生新的生产模式。目前，东莞有跨境电商企业4000家，超过7000万家制造企业从事跨境电商交易。
嫁接先进制造
景色宜人的松山湖南部国际总部区，道路宽阔，绿意盎然。两栋新楼拔地而起，正在建设的13栋楼就是中以产业园的一期工程。
记者从中以产业园获悉，今年10月一期工程完成将对企业开放。该园区主要从以色列引进水处理技术应用和孵化水处理相关企业，帮助即将进驻的以色列企业更好对接国内市场。
这个由广东中以水处理环境科技创新园有限公司建设的环保与水处理产业园区，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水处理技术国际创新园”。园区规划面积380亩。目前已经有20多家合作企业签约。
“以色列的水处理技术全球一流，但他们的技术不一定适合中国需求，我们在园区进行改造，让它更接国内地气。”园区工作人员黄振强对《财经》记者表示。
在东莞，为了吸引国际先进技术，采取中外合作工业园区的方式，将国外技术与中国市场和中国制造业完备基础嫁接成为一种趋势。松山湖类似这样的园区大约有四五个。东莞与英国气候变化部的合作项目“中英低碳产业园”也将落地清溪镇。
东莞中德创新产业园是北京百年融投资集团、OHK中德创新合作中心、欧洲天鹅湖投资公司合作成立的园区，计划打造一个集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型材料、德国教育培训等的工业示范园区。东莞中德创新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友伦对《财经》记者说：“我们的新产品将来都与行业龙头企业对接。”他的名片上打着一句话：“德国技术，中国制造。”
园区已将德国机器人开发团队60多个工程师引进中国，帮助企业量身定做；采用德国环保技术，引进饮用水过滤、海水淡化技术、城市污水净化项目以及德国物流装备4.0技术等。“希望中国强大的制造体系能够嫁接德国工业4.0。” 东莞中德创新产业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袁柯灵对《财经》记者表示。
张友伦的想法是，将占德国企业总数90％、拥有发明专利80％的家族式中小企业作为合作重点，中方企业出资金、供土地、建厂房、购设备，德方企业出技术、出管理、出品牌，双方合作办企业、拓市场、创效益，打造出一条中德合作的制造业升级捷径。
“这些家族式中小企业看好东莞制造业链条完备，港口和交通便利，东莞制造业又处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最前沿，相当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时期，营商环境相对不错，并且中国拥有庞大市场的潜力。”张友伦说，他们的目标是三年就将引进的德国技术孵化，同时在河南等地设立欧洲制造之窗，在欧洲收购企业，引进技术，在中国注册公司。
“更重要的是引进德国工程师来中国培训中国的工程师，培训技术人才。” 目前园区已经派出几批技术人员到德国实习，并请德国专家到园区工作；将在园区建立培训学校，将技术标准与欧洲学校对接，按欧标培训的技术人才服务于产业园区。着力打造德国先进技术推广中心和德国先进装备国产化中心，高位嫁接德国管理、智力、品牌和技术，走一条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技术种子长成参天大树需要30年或更长时间。而我们这种方式则是拿到了中树，大幅缩减了程序，这正是后发优势国家在技术进步上的优势所在。” 张友伦说。
记者从东莞商务局了解到，去年东莞在美国硅谷建立了一个以引进技术、人才为主的办事处，下一步还打算在欧洲建立类似的机构，中德、中以产业园这样的模式是一块探路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表示，嫁接德国技术是好的捷径，因为在全球工业4.0的浪潮下，留给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也要防止依赖性的拿来主义，要在引进的同时更注重本土的消化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吕铁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研究表明，企业对于外部技术的吸收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已经具备的内部创新能力。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通过并购获得核心技术仍然是比较困难的。
对这一点，袁柯灵深有感触，“德国的技术轻易不给中国，有时候一个项目需要磨合十年或更久，才能获得德方的信任。德方工程师反复到中国考察，他们派来专业公司的人员进行尽职调查，最后才同意转让技术。如果磨合不深，他们只给你工业1.0、2.0的技术。”
让转型制造业看到未来
东莞厚街镇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厚街镇几家代工企业前几年选择“走出去”，不过，去年又搬迁回来了，因为这里有东莞经过30年形成的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链，在厚街造鞋、制家具，从皮革、钉子、设备、油漆、木材，一应俱全，更让企业感到政府服务意识较强，企业增资扩股，政府帮着跑手续。
东莞的技术创新之所以在全国领先，更重要的是创新制度的红利释放。推行三年多的商事制度登记改革，持续激发出东莞市场主体的活力。
东莞市工商局向《财经》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东莞市新登记市场主体12.3万户，同比增长7.7％，总量突破71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0.4％，总量达到25.6万户。这两项指标均位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位。
记者了解到，东莞一些企业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由于普遍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企业对转型升级存在信心不足的情况，因此制度环境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晨风集团董事长尹国新曾直言，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扭转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像德国一样以制造业为根基，致力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让从事制造业的企业能看到未来。
吕铁亦表示，东南亚虽然具有低成本优势，但市场规模和要素供给有限；印度虽然同时具有市场优势和要素优势，但受制于体制掣肘和基础设施短缺，短期内还不能形成对中国制造业的替代。中国制造业的战略方向，在于发挥既有的市场规模优势和产业体系优势，加快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格局，在良性的市场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制造业自身的独特竞争能力。
基于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很可能在于模块化架构下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市场规模+产业体系+独特能力”是中国理想的三维竞争优势框架。当前，关键是通过体制建设形成第三个要素，即独特能力。
国务院参事汤敏等一些专家提出，在企业转型升级痛苦的过程中，东莞政府还亟待克服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制度弱点。还应通过普惠性的政策降低绝大多数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制造业行业的各类标准，严打假冒伪劣制造企业, 让创新者有力前进、山寨者寸步难行。
记者了解到，东莞的中小企业众多，中小企业从银行直接获得融资升级设备存在一定难度。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去年推出“机器换人技改前贷”，专项用于设备按揭贷款；推出“五金模具特色行业设备贷款”，专项用于支持东莞市重点行业设备抵押贷款；“机器换人技改后贷”，专项用于企业技改后经营性流动资金缺口补充；并申请支持东莞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的“智能装备企业贷”。同时东莞还采取融资租赁、股权投资基金等资本运作方式帮助技术更新。
在融资租赁方面，东莞通过“省市共建专项资金”，来撬动金融机构支持制造业智能装备升级。广东省财政每年拨款1亿元主要用于中小企业设备融资租赁贴息补助，东莞市财政每年匹配1亿元主要用于设置融资风险池。东莞将通过融资租赁补贴、融资租赁风险补偿和融资租赁业务奖励等多项措施，推动中小企业设备升级。
记者调研了解到，从全国产融情况看，金融抑制以及创新激励机制缺位等现象普遍，制造业企业发展不仅面临高税费和整个生产与流通环节的高交易成本，而且深陷高额的贷款成本和无融资渠道的困局。
张友伦表示，目前最艰难的是融资，除了自有资金就是民间融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低迷，民间融资萎缩，通道不畅，即便发私募基金，但基金一时看不到项目进来，也不愿意投，资金到项目落地之间的空当没办法跨越。希望金融部门能对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设计金融产品鼓励企业去国外并购高端制造业和高端科技企业。“寻找德国高科技企业并不难，难的是前期融资，资金不到位，好项目也难以引进。”
记者了解目前的现状是，私营企业没有资金实力搞研发，引进技术政策环境和融资渠道不通畅，国有企业有实力，但是按照中国技术研发的流程走，从立项、研发、临床试验到推广非常漫长，如今制造业周期犹如过山车，这样的程序无法匹配。
因此，张杰表示，“中国制造2025”最应该强调的是制度革命，而不单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也不光是财政补贴多少，而是制度和环境的营造。否则“中国制造2025”的前景只能是死路一条。
同时张杰提出，产业生态链的整体转型升级是关键问题。大中小微企业如何协作，使整个产业链向中高端推进。企业单打独斗很难成功，只有月亮企业带领星星企业的整体配套，上下游链条协作提升才是出路。
另一个趋势也在东莞呈现：机器人慢慢占领工厂，东莞制造业的人才结构开始嬗变——低技能、高危险的一线普工岗位需求降低，机械调试、维护和控制的技术性人才走俏。
东莞巨冈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光景告诉《财经》记者，现在找高技能技工很头疼。学校毕业的大学生短期不能用，必须进行二次培训，在社会上招聘，大多数是农民工，只适应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工种。高技能蓝领工人一时不好找。
在东莞，有近800万外来人口，他们被称为“新莞人”。他们是东莞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近些年，针对企业的人才需求，东莞市启动了新莞人培训工程。
在日本，蓝领工人收入甚至超过白领工人，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都在98％以上,远远超过大学生,这也使蓝领工人有着不断钻研的动力。日本的普通学前和学校教育，非常注重培养孩子对技术钻研的兴趣。因此，采访的许多专家建议，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还无法与转型升级中的制造业契合，中国的教育制度亟待改革，应引导和培养蓝领工人的精神和价值观。
据人社部统计，中国技工劳动者1.5亿，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9％，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19％；高级技能人才3762.4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5.2％，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5％。
不过，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在东莞调研后表示，2亿多农民工不能一下子成为科技知识分子，中国制造业产业大军的主力军仍是农民工，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要有的，转型还不能操之过急。
2015年关闭的诺基亚东莞工厂进入2016年，昔日诺基亚生活区已被改造成热闹的聚大电商产业园。这里能容纳100家左右电商企业，涵盖家具、电子、服饰、通信等行业。
中国制造业转型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企业在彷徨间寻找定位，政策上亟待营造转型升级的大氛围。如何度过转型爬坡期，让制造业成为托举中国经济最强的支柱，是摆在与制造业相关的企业和政府面前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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