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令安，现研究方向为量子光学。现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物理快报》副主编、英国物理学会北京代表处顾问等职。1980年开始从事激光、非线性光学和量子光学实验及理论研究。

　　在读博期间首次用光参量谐振腔实现光压缩态，创63%压缩率纪录，文章单篇引用一千多次。在国内最早开始量子密码通信实验研究，1995年在国内首次演示自由空间中量子密钥的分发，2000年首次实现1.1 km全光纤量子密码通信实验系统；同时开始研究基于单光子和纠缠光子对的真随机数源、单光子探测器自绝对标定等应用。

　　如今，吴令安已年近七旬，仍然孜孜不倦地活跃在科研一线，致力于“鬼”成像等量子信息相关的研究。继2004年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之后，2013年荣获第四届“谢希德物理奖”。作为一名女性科学家，她鼓励女性从事科研，为男女公平待遇奔走发声，她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男性可以做到，而女性做不到的。

　　由于父亲在牛津大学任教，吴令安从小生活在英国。轻松愉悦的环境奠定了她热爱创作、动手做实验的基础，从红色卷心菜中熬出酸碱试剂，用过饱和溶液生长大块的硫酸铜等单晶，还用尿素和甲醛自制了一个脲醛塑料碟子……小时的吴令安，望着夜里的天空上的星星总会想，“那上面也有和我们一样的世界吗？”这样简单的疑问支撑着她学天文的想法。1961年加加林乘坐宇宙飞船成功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因为这件事，吴令安梦想着做一个宇航员，这一年她17岁。

　　但在18岁，吴令安随父归国，准备考国内大学圆飞翔天空之梦。但当时她还是中文“文盲”，有人告诉她：你的语文不好，如果参加全国高考，肯定考不上大学，于是她凭借在英国的高考成绩，转学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诱惑”，吴令安都选择继续学习物理的梦想。

　　1979年，邓小平和方毅副总理访问美国，吴令安担任方毅专职翻译，当时方毅是中科院院长而吴令安是他的英语口语老师。有一次院长办公室吴兴主任曾暗示她：方毅院长考虑需要外事秘书。但她仍向往做真正的科研而拒绝了，她回答说：“不需要，你的外语就足够好了。”

　　1981年，已满37岁的吴令安到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进修，重回课堂学习物理。 1986年，在美国读博期间，她和导师Jeff Kimble一起首次用光参量谐振腔实现光挤压态（压缩态），压缩率高达4.3dB。 吴令安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十分激动，“我们决定星期六做最后一次尝试，寻找挤压真空态。周末干扰少，一切较稳定。星期天凌晨3点，突然间频谱仪上缓慢出现了一条看似正弦波的曲线，幅度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慢慢地消失”。

　　她明白：那就是挤压态的信号！导师也非常高兴，连忙重复实验，记录数据，到早上5点再回去睡觉，下午补充数据，打印透明片。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再次回国的吴令安，生活、事业都比较艰难。当时她在实验室的北屋工作，窗户没有密封，风呱呱地吹进灰尘，她每天一到实验室就是打扫卫生，她回忆道：“当时没有超净室，环境太脏，在这样的条件下做挤压态的实验太困难了。”

　　但让吴令安高兴的是，她后来找到了花钱少又有思想的量子保密通信实验，和清华大学本科生邵进一起完成，最终实现了国内第一个自由空间量子密钥分发演示实验，1995年发表在《量子光学》的创刊号上。

　　在八十年代，她和同事研制的法拉第光隔离器已由物科公司生产。吴令安当时在美国需要这种光隔离器，在自己买了材料后进行组装，转为生产。她说：“我总希望能做点和应用结合的研究，能看到所做的科研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结果。”

　　在美国，吴令安喜欢和导师辩论。僵持不下时导师会说：“我们打赌，打一瓶啤酒，谁输了就请喝一瓶啤酒！”这样和老师打赌的经历有过三次，输了两次，赢了一次。

　　吴令安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满满的幸福，“有一次，我已经看出来是我不对，但他说：‘不行不行，你是错的，你还不请我喝一瓶啤酒？’”她现在还与这位导师保持着友谊。今年5月，Kimble邀请她去美国开会，并参加他的65周岁生日庆典。“他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收留我那么大年纪的研究生，可能是我喜欢和他对着干。”吴老师笑道。

　　吴令安对中学物理老师印象非常深刻，反而觉得这位老师太“糟糕”了。“有一次，我们星期五下午是电学实验课，做了一半，没有信号，什么都测不到。”忽然老师说：“哎呀我想起来了，我那天把保险丝给拔掉了。”所以当时实验中根本一点电都没有。

　　有一次考试，这位物理老师给吴令安少算了两分，后来她去找老师说：“您给我97分，实际上我应该是99分。”老师无奈地说：“算了算了，反正你是第一名，就不给你改了。”

　　吴令安的爱好很多，游泳、看小说、种花……但这些爱好都没时间实现。家里的阳台上全部种着花，但都因缺乏管理而长虫；家里好几个书架书籍，还有两箱英文侦探小说，她说：“等有时间慢慢看”。

　　今年吴令安70岁，本该65岁退休养老，可她却不愿意过退休后的闲生活，“你让我整天看电视、打太极拳什么的，我就没有兴趣，我还要为科研奋斗一段时间。很多科研人员都还在继续干，即使报酬少了，他们还愿意干，不是因为钱，就是因为兴趣！”

　　科研是她最大的兴趣，她说：“我要是纺织工厂的女工，我早就不干了，因为挺枯燥的。但是搞科研，每天都是新的东西，你不创新就没法做下去，所以你从来不会be bored（感到无聊）。” 说到这里，吴令安眼里闪烁着光芒，她告诉笔者，自己的身体还很好，所以才能干，“只要允许，并且我不得老年痴呆症，我就继续搞科研！” 但是她抱怨，“现在时间都浪费在非科研上面了，各种报表，特别是最近增加的财务程序，都是增加我们科研人员的负担，所以在实验室干活的时间太少了。而且让吴令安较为失落的是，国内退休博士生导师有很多限制，比如不能招研究生、不能申请经费等，所以自己也很难再做出比较大的成就。“您教导学生有什么独特的体会吗？”笔者问道。

　　“You can never be too careful（做事再细心点也不会过分，即越细心越好）。其次，永远不能‘想当然’，就是要敢于怀疑。别人给你弄一个东西，说什么都调好了，你不能盲目相信，要自己去验证一下。”吴令安说。

　　李申是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她对吴老师的第一印象是很有原则，“对待国家经费的申请十分谨慎，同时保证经费里的每一分钱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李申笑着告诉笔者说：“吴老师自己淡泊名利，也教导我们要淡泊名利。” 她坦言，现在学术圈存在一些浮躁气氛，而像吴老师这样能够安稳、踏实、专心做学术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作为导师，吴令安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李申说：“吴老师不会给你划定条条框框，她会让你在这个领域，自己去学，去想，去悟，然后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去钻研，所以做吴老师的学生会很累，她注重积累、锻炼学生的能力，一般吴老师只示范初入实验室的基本技能、提醒实验室的各种注意事项及禁忌。之后的一切就要靠自己去问，去学，去思考了。”

　　“头几次给学生演示，后几次让他们自己去琢磨，让师兄师哥教，一代代传下来，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做，不能怕他们把仪器搞坏，当然还要嘱咐他们要细心。”吴令安笑道：“我也不可能每次都站在学生旁边做，哪里有时间啊。”如今，她已培养了几十名研究生，包括十多个博士生，毕业后在各高校、研究所任职，也有出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