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未来战争的场景：交战双方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突然，空天导航卫星被摧毁，信号随之中断。然而，战场并没有沉寂，部分高新武器火力依然按照计划击中既定目标。 这精确打击的背后，离不开自主导航系统中一个叫作“激光陀螺”的核心器件。 为了让激光陀螺“起舞”，在湘江之畔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43年的矢志坚守和披肝沥胆，让我国的激光陀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绽放出耀眼的强军之光。 他们，就是国防科大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团队。 激光陀螺是什么？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大放异彩，令世人瞩目。而让“战斧”巡航导弹实现“千里点穴”功能的核心器件，就是激光陀螺。被誉为茫茫海天“定位神器”的激光陀螺，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国防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时间追溯到1960年，美国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后，马上开始激光陀螺的研制。由于激光陀螺与传统机械陀螺相比，启动快、动态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可用于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的高精度惯性导航，因此世界各国纷纷跟进，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一场导航技术的革命。但是，由于涉及众多前沿技术和先进工艺，我国研发工作曾一度停滞，仅有美国等少数国家还在坚持。

　　60年代末，美国研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并于70年代末期在战术飞机和战术导弹上试验成功，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一轮激光陀螺的研制热潮。 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敏锐地捕捉到激光陀螺巨大的潜在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1971年，在他的指导下，国防科大成立激光教研室，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之路。 当初，我国也有10多家单位开展这项研究，最后绝大多数都因基础工艺过不了关而放弃。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团队负责人高伯龙说。 刚开始研制激光陀螺时，高伯龙和他的同事连制作激光器用什么材料都不知道。一次，他听说大理石膨胀率较低，可以选用。为节省开支，高伯龙就推着平板车到长沙火车站工地去捡废料，一次又一次，风雨无阻。

　　一天，当高伯龙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脚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他的老伴儿心疼地说：“都这么大年纪了，何苦？”他淡然一笑：“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现在再不抓紧，什么时候能赶上？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上！”

　　高伯龙患有哮喘病，胆囊和心脏也有问题，常年靠超剂量服用药物控制。有一年，组织上送他进京治疗，他嘱咐大家：“我这一去不知会怎样，但你们一定要坚持搞下去，给国家有个交代。” 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为了打破国外垄断，让中国的激光陀螺绽放光彩，整个团队铆足了劲。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鏖战，1994年11月8日，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在国防科大诞生，向全世界宣告：继美俄法之后，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面对鲜花和掌声，他们没有陶醉。龙兴武教授毅然接过老师高伯龙手中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发起冲锋。为使激光陀螺走出实验室，他们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研制出一套套设备、填补了一项项国家空白，完成了激光陀螺迈向工程化的华丽转身。经过43年的发展，团队已成为我国激光陀螺研究领域的国家队和主力军，成功研制出多种型号的激光陀螺，多项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创造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多个第一。

　　面对大量空白，团队从零开始，研制初期进展十分缓慢。高伯龙引领团队另辟蹊径，提出了全新的技术路线，整理撰写了《环形激光讲义》，成为我国该领域的奠基之作，为后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依据。

　　激光陀螺是一项高精尖科技，一个几十克的陀螺，却集中了光学、材料学、化学、电子学等五大领域数百项技术，这既需要理论的攻关，又需要技术的攻关。因此，团队中无论是两鬓斑白的老教授，还是归国不久的年轻博士，既是理论研究领域的“白领专家”，又是工程一线操作的“蓝领工人”。在研制工程化样机时，最大的“拦路虎”是被称为“关键技术之首”的镀膜。当年，由于我国工艺水平落后，最难的时候一年只能镀几个陀螺，突破不了这道难关，就无法实现大规模装备生产。为了突破工艺技术这道难关，高伯龙等人不得不放弃多年钟爱的理论研究，转向专攻基础工艺，向膜系设计这一难关发起冲锋。当时国内计算机还未普及，没有现成的软件可用，他们就自学程序设计语言，自己动手编程，完成了膜系设计。

　　超精密光学加工是激光陀螺研制的又一个“拦路虎”。在激光陀螺的研制过程中，超光滑表面腔镜的制备困难重重，美国花了很多年才将这一问题解决，而且一直作为核心技术秘密限制传播。在我国，先后有10余家研究单位卡在了超精加工工艺上，纷纷选择了放弃。

　　　　“从头再来！”金世龙教授斩钉截铁地说。他舍弃了原本从事的光学理论研究，来到加工生产一线，从最普通的工艺入手，拜工人为师，潜心一线加工。 每次攻关都是严峻的挑战，每次突破都是巨大的跨越！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攻克了一系列工艺难题，终于掌握了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腔镜光学加工技术。科学是一座无形的山峰，攀登需要付出智慧和汗水。在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团队攻关的征程中，留下了许多顽强拼搏的足迹和身影。激光陀螺在应用过程中面临外围控制电路复杂、体积较大的问题。如何制造体积小、精度高同时还要像“傻瓜相机”一样加电就可直接使用的激光陀螺仪这一难题，摆在研究人员面前。

　　把“傻瓜”和“精细”相统一，面临的第一问题是：如何把电路小下来，小到和陀螺的尺寸相匹配？有人说，干嘛这么较劲，大就大点呗！但罗晖教授却说：“陀螺仪大一寸，导弹就大一尺。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能做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晖把近5年所有生产的陀螺测试数据都打印了出来。那段时间，他整天扎在数据纸堆里，对数据一一进行分析整理、仔细对比，一干就是9个月，终于找到了规律，缩小了尺寸，提高了精度。 43年默默无闻的背后，饱含着“陀螺人”的默默付出。高伯龙说：“虽然我们没钱，但不能缺志气。”没有场地，他们就将一间废旧的食堂改造成实验室，因为科研需要还要封闭起来。为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实验室里没有安装空调，一到夏天，实验室就变成了大闷罐，大家在里面挥汗如雨，通宵达旦地干。到了冬天，实验室就成了大冰窖，阴冷潮湿，很多人手脚长满了冻疮。

　　1994年工程化样机通过国家鉴定的那天晚上，高伯龙和他的同事难得轻松地从实验室回家。走在校园宁静的路上，他突然发现路边多了一栋新楼，不解地问：“这里什么时候多了栋新楼？”同事哈哈大笑起来：“你才发现啊？这栋楼一年前就盖起来了。”

　　这些年来，无论是八旬高龄的老院士、老教授，还是刚刚博士毕业的80后，都把实验室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在研制工作最艰难的时期，他们每天在实验室超过15个小时，几乎每年春节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团队成员平均每年加班1500个小时，多的超过2000个小时。团队年轻的博士小曲，孩子才出生两天，就又回到了实验室。2008年初，还有一周就到传统的新春佳节。那年的冬天格外冷，湖南出现了严重的冰灾。为了完成车载试验，他们下午抱着设备从长沙出发，直奔南岳衡山。受冰灾影响，200多公里路程汽车足足开了6个多小时，他们到达山脚下已是半夜。刚一下车，刺骨湿冷的狂风冻雨就将张博士的帽子卷飞出几十米。就这样，大家手拉着手，顶风冒雨爬到山顶祝融峰上开始试验。

　　直到凌晨两点完成试验后，他们在山上找到一家宾馆抓紧整理数据，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于博士开门一看，几名保安站在门外——原来，宾馆服务员见他们深夜抱着箱子、抬着柜子，进进出出、神情兴奋，误把他们当成了窃贼。整理完数据，为测量海拔和纬度对试验系统的影响，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连夜下山转战广州，途中，由于雾气太大，能见度只有几米，他们依然冒险继续赶路。这期间，谢元平副教授为了不影响试验进度，强忍着颈椎错位带来的疼痛，冒着高位截瘫的危险，戴着颈托钻进狭窄的试验空间，一干就是两天两夜，直到试验结束才被人扶出来。

　　43年来，由于保密需要，团队成员的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发表；由于攻关进程紧张，他们分不出精力准备评奖材料，43年来只评了3次奖，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没有论文和获奖成果的支撑，很多专家做了无名英雄。一些地方单位愿意年薪百万聘请，但为了让自己的陀螺绽放异彩，也都被他们婉拒，始终心无旁骛干事业、一心一意搞科研。

　　当有人问到，为何43年来团队能够默默无闻，始终矢志不移。国防科技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秦石乔坚定地说：“面对国家利益，其他都是浮云。让成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战斗力，是我们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