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业内看作第三次行业危机的光伏“531”新政，实施至今已有半年。新政刚出台时，业界一片哗然，金融机构忧虑重重，上市公司股价乌云罩顶，但半年过去了，光伏行业的境况“没有预想得那么糟”。用一位光伏企业家的话说，“没有(之前)那么滋润，但还算健康。”

到了明年，将有新一年度的补贴指标，业界千呼万唤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将正式实施，行业信心正在回归。

“531”之后这半年：光伏行业“没有预想得那么糟”

今年5月3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指出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仅安排1000万千瓦左右的分布式光伏建设规模，进一步下调光伏标杆上网电价，降低补贴强度。

“531新政”被业内人士形容为“高速路上踩刹车”、“断崖式”补贴退坡等等，并将其与2008年经济危机、2012年-2013年欧美双反这两次行业“危机”相提并论。

“当时大家以为要‘死掉了’。” 在近日召开的2018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暨智慧能源创新论坛上，一位光伏企业家对中国网财经等媒体回忆道。

事实证明，经过前两次“危机”的洗礼与锤炼，中国光伏企业在经营管理和财务运作上更加成熟，对于政策变化的应对也更加从容。不少企业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例如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主推自发自用项目，在户用项目上引入租赁模式等等。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在上述论坛中表示，每一次大的挑战之后，就又有一次新的发展，“531”新政确实给行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从中长期来说，不会影响光伏这一应对全球气侯变化、对能源转型有推动力量的产业的发展。他呼吁金融机构对光伏行业应重拾信心。

阿特斯COO张光春表示，无论国内外，光伏行业都是一个受政策影响较大的行业，会随着政策变化有冷有热，但作为企业自身，还是应该“练好内功”，坚持提升技术水平。

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表示，光伏企业的扩产步伐要把握住自身技术进步的节点，做到“不领先就不扩产”，以减少风险，实现稳健发展。

“‘531’以后行业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比预期的好得多。没有(之前)那么滋润，但还是比较健康。”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对中国网财经等媒体表示。

在上述论坛中，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表示，1-10月国内新增装机约36GW。对于全年的量，业内人士预计可能接近40GW，比“531”刚出台时业内预计的“30GW以内”要好得多。

“总体来说，度过了这个难关。”曹仁贤称。

配额制实施在即 行业信心回归

一系列配套政策将出台

11月15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下发征求《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的通知》(下称《通知》)意见的函。此前，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已于2018年3月、2018年9月两度就《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了意见。

第三版征求意见稿与第二版相比，增加了激励性指标；取消了一般等价物，直接交易配额的超额完成量，取消了中间的转换过程，简化了实施难度。

第三版中还把“缴纳补偿金”改为列入电力市场主体不良信用记录，予以联合惩戒。“把缴纳补偿金改为纳入信用体系，不代表就没有经济性处罚。”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表示，“从政策推行的难度或实施的简便性上，如果采取缴纳补偿金方式的话，就需要修订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配套机制，可能会造成政策无法按时推出。”

对于配额制，业内呼唤已久。

“配额制越早出台越好。”正泰新能源董事长仇展炜对中国网财经等媒体表示，“现在各地对清洁能源的使用还只是凭觉悟，配额制实施以后，清洁能源的使用就是基于责任与义务。这对清洁能源的推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解决消纳问题。”

阳光电源副总裁程程在论坛前夕对中国网财经等媒体表示，配额制的实施，提升了行业发展的“确定性”。“531之后，大家的信任感变得很差，包括从业人员和外部的金融机构等，需要对行业有信心，才能持续地发展和经营。配额制把确定性提高了，对行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程程表示。

根据《通知》，2018年各地区配额完成情况不进行考核，随通知下达的2018年配额指标用于各地区自我核查，2020年配额指标用于指导各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进行配额考核，2019年度配额指标将于2019年第一季度另行发布。

陶冶透露，配额制的一系列配套机制在近期会陆续推出，包括修订自愿绿证交易机制、制定配额超额完成量交易机制、指导地方政府制定配额实施方案等，以保证明年配额制的有效实施。

平价上网“最后一公里”怎么走？

非技术成本成“绊脚石”

随着补贴强度不断退坡，我国光伏发电距离无补贴的平价上网越来越近。业内普遍预计2022年能够实现平价，而现在正是平价上网的“最后一公里”。

在“最后一公里”阶段，仇展炜表示，未来两三年光伏市场将呈现无补贴项目与补贴项目共存的状态，政府需要为无补贴项目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例如在核准上优先、在融资上给予优惠政策等等。

过去10年间，光伏组件价格下降了94%，组件每瓦成本的降幅空间逐渐缩小。在上述论坛中，在场嘉宾不约而同地呼吁降低“非技术成本”、“非建设成本”，例如土地价格、融资成本、税费、电网接入成本、弃光限电因素等。业内人士测算，非技术成本已经占到总成本的20%以上。

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表示，可再生能源的去补贴、降电价是大势所趋，也是从主管部门到行业都达成的共识，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非建设成本”成为阻碍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的因素之一，希望各级政府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个支撑。

“非技术成本占到25%左右。”曹仁贤称，“降低非技术成本需要多个部门形成合力。”

“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光伏无补贴电价，招标电价经常‘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很多这样的项目，用的就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甚至连EPC都是中国企业在做。”通威集团副总裁胡荣柱对中国网财经等媒体表示，“为什么换了一个地方就能实现无补贴电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非技术成本。”